蒋介石与郑锡英、戴以宽（右）、戴以昶合影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无法降落，不得已转飞上海。而上海的天气也很糟糕，不适合飞机降落，只能改飞徐州机场，结果在转飞途中，撞在了南京西郊板桥镇附近的岱山，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戴笠之死，给国民党的谍报工作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周恩来庆幸地说：戴笠之死，可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蒋介石对戴笠的死深感痛心，如同丧失左膀右臂。在他的关照下，将戴藏宜从江山雨农中学校长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少将专员。
戴藏宜是戴笠唯一的儿子，在沈醉眼中，戴藏宜“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不但写字相似，而且个性、习气、嗜好都相同。”
1949年4月，杭州解放，戴藏宜见情势紧急，连夜逃回江山老家，准备带妻儿一同前往台湾。
戴藏宜和妻子郑锡英生有三子二女：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女儿戴眉曼、戴璐璐。
随着解放军进军步伐的逼近，戴藏宜赶在解放军到达江山县的前两天，匆忙收拾好金银细软，带着妻子儿女连夜逃了出去。
戴藏宜带着妻儿一路向南，来到福建境内的水北乡时，被一伙武装人员拦截了下来。经过一番交谈，获知原来是当地的民团。戴藏宜这才放下戒心，亮明自己的身份，希望民团的士兵护送自己南下。
在国民党溃逃的背景下，地方民团早已军心涣散，哪管你是什么少将身份。民团团长走过来看了一眼戴藏宜，对他随身携带的财物顿时起了歹意。也不多啰嗦，直接就招呼民团上去抢了个干净。
因为钱财被抢劫一空，戴藏宜只好带着妻女返回了江山老家。
但此时的江山县被解放军占领，正在搜捕国民党残余势力，戴藏宜自然也在通缉之列。无家可归的戴藏宜只好带着妻儿躲藏到山洞中，每日靠野菜野果度日。
很快，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戴藏宜就承受不了这样的磨难，主动选择下山投案自首。
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处戴藏宜死刑。
戴藏宜被处决后，妻子郑锡英一个人无力扶养五个孩子，只好将两个女儿托付给戴家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前往上海。小女儿戴璐璐不久夭折。
郑锡英来到上海后，找到戴笠生前的护士长范娟理，请求帮助。范娟理将郑锡英母子安顿下来，还为郑锡英找了份工作。
1953年，蒋介石听说了郑锡英的情况后，指示务必将戴笠的儿媳和孙子接到台湾。
蒋介石强调说：“此事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一定要把戴笠的儿媳和孙子平安接到台湾！”
根据这一指示，少校特工王时叙秘密来到上海，并与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福源进行了电话联系，相约在南京路梅龙镇酒家面谈。
见面后，双方按约定暗号，确定了彼此身份。王时叙向黄福源说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务，请黄福源帮助解决。
黄福源领取任务后，即于第二天晚上在家设宴，招待上海市公安局负责户政管理的干警陆秉章。在酒酣面热之时，黄福源拿出两千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两千元），放在陆秉章面前。又拿出两根十两重的金条压在钞票上，对陆秉章说：“陆兄，恭喜你，财神找上门来了……”
黄福源告诉了陆秉章自己托办的事情，并让陆秉章在出具户口迁移证时将郑锡英改名为沈凤英；戴以宽和戴以昶保持原名；戴以宏改名为王时叙，并增加三十岁年龄。黄福源解释说王时叙是郑锡英的亲戚，他要带母子几人去香港投奔他们的伯父。事成之后还会另有重谢。
陆秉章认为风险不大，便收下了钞票和金条，答应帮忙办理。于是次日将郑锡英母子四人的户口迁出，同时按照黄福源的要求进行了改动。黄福源拿到迁移证后，设法办理了出境证，并将情况告知王时叙。王时叙非常高兴，当天就偷偷来到郑锡英家，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郑锡英没想到老蒋还在牵挂自己，真是喜出望外。只是对不能带走二儿子戴以宏很不放心。经王时叙一番劝说后，郑锡英只能不得已同意了。
第二天，王时叙找到黄福源，让他向台湾发报告知情况，要求按原计划派人到香港接应。他还让黄福源找陆秉章将戴以宏的户口迁移到郊区，并托人帮忙照管。
1954年1月7日，王时叙带着郑锡英母子三人乘火车从上海前往广州，然后从广州前往深圳，再通过罗湖桥去香港。不料去广州的火车晚点了三个半小时，致使他们无法赶上去深圳的汽车，只能在广州找一家旅馆住下来，等待第二天再去深圳。为了让母子三人旅途愉快，王时叙决定带他们去外面的饭店好好吃上一顿。
待吃完饭回到旅馆时，老板告诉王时叙有警察找他。王时叙心里一惊，问警察有什么事情。警察说：“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请出示你的证件。”王时叙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警察仔细检查后问道：“你和沈凤英是什么关系？”王时叙说：“我是她的小叔子，带嫂子和侄子去香港投靠我的伯父王真如，他是成衣厂老板，住在新界屏山唐人新村。”警察将证件还给了王时叙，告诉他：“你们暂时不要离开广州，等待通知。”
原来当天晚上，广州市公安局接到报告，两广地区通缉的土匪头目麦罗汉潜逃至广州并打算外逃。公安局立即对全市旅馆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王时叙一行和麦罗汉一家的情况相似，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所以对他们进行了询问。后经过核实发现，尽管王时叙的外貌和年龄与麦罗汉相似，但口音却有很大不同。
这内中的情况王时叙并不知情，他回到房间后心里仍然忐忑不安。经过反复分析，他认定警察的目标应该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所以决定静观其变，以免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
第二天早上，茶房来通知王时叙说，公安局打来电话了，可以离开广州了。原来，在凌晨三点时，公安局已经抓捕到了麦罗汉。于是王时叙带着郑锡英母子三人顺利出境到达香港，然后转赴台湾。
郑锡英母子到达台湾后，蒋介石特地安排了一次接见，并与郑锡英母子合影留念。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给郑锡英母子分配了住房，发放了生活补贴。
这使得郑锡英母子能够在台湾安定地生活。大儿子戴以宽读书上进，念完大学之后，去了美国留学，获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并留在了美国工作。
小儿子戴以昶从台湾东吴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台湾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一直留在台湾照顾母亲。
留在大陆的戴以宏最初由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福源托人照料。黄福源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因身份暴露被捕，戴以宏因此失去生活来源，被送进了一家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孤儿院。这家孤儿院的条件不错，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赠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生活到16岁时，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号召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戴以宏第一个报名去农业第一线，被调往安徽枞阳县，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行做了修理工。
文革中，戴以宏的身世被揭露出来，他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有造反派想借此批判他，戴以宏反驳说：“我9岁就进了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长啥模样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为人热情，人缘好，也就没被格外为难。1976年戴以宏与一位上海女知青组成家庭，1984年两人离婚。不久，戴以宏与当地一位女工重新组成了家庭。
当年托付给汤好珠收养的大女儿戴眉曼，为避人耳目，被改名为廖秋美。因为生活在乡村，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肩负起了家务劳动。
原本想平静生活的戴眉曼，最终还是被人知道了她是戴笠的孙女。在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即便她已经出落成了容貌秀丽的姑娘，仍然没有人愿意主动上门提亲。
直到遇见了邻居大妈为她介绍的谢培流，这个在上饶汽车厂做修理工的小伙子，两人才一见钟情，决定结婚成家。有人劝谢培流慎重考虑，毕竟戴眉曼“出身不好”。
对此谢培流不为所动，回答说：“我是跟人结婚，又不是跟成分过日子，她凭什么要替戴笠背锅呢？”
在几位村干部的支持下，戴眉曼与谢培流最终走到了一起。
1970年代中期，戴眉曼在上饶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工厂倒闭，成了下岗职工。戴眉曼和谢培流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家人生活和睦。
1991年，戴以宏、戴眉曼赴台与母亲郑锡英团聚，一家人在分离了38年之后，终于再次团聚。
见面期间，郑锡英一直感觉亏欠了女儿，生怕女儿怨恨自己。戴眉曼反复安慰母亲说：“你没错，一切都是注定的，只能这样。”
2024-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