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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国门的那一刻:高干出国处处吃惊 笑话不断

—梁衡: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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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

“文革”结束后,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

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

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1984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

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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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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