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火化当日，北京八宝山公墓入口处的警察和保安人员。
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人也可以在环境中做出选择，这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人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生存哲学问题。是遵循良知、为恪守道德底线而不得不舍弃切身利益？还是在逼良为娼的政治潜规则下为了切身利益而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这中间并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对于中共高官而言，他们的人生轨迹更是清浊两判、泾渭分明。
2023年10月27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上海东郊宾馆突发心脏病猝死，引发中国社会的强烈关注，成为今年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黑天鹅事件。李克强的死亡充满层层谜团，背后黑幕重重，透露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
李克强的死让人联想到了1976年周恩来的死亡，不过，当年长安街上出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历史并没有在2023年重演，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普遍觉醒，而是因为当局的苛刻管制。李克强死后被匆匆火化，葬礼规格简陋，葬礼上充斥着的高压恐怖气氛，让现场的亲友以及官员都噤若寒蝉。
与周恩来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对于李克强的评价，在如今自由的网路世界里可谓是众说纷纭，海外媒体中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李克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后一位继承人，李克强的死亡以及团派在中国政坛上的整体陨落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终结。那么，李克强真是改革开放派吗？
中共改革三个阶段只走了两个阶段
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就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好，引进西方的外资和先进技术，自由的参与国际贸易；而对内改革则是从文革的那种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创建一个相对有序和繁荣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共的改革其实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毛泽东体制的突破，包括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城市放权让利、给予国有企业更多自主经营权利，并在政治上取消干部领导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实现任期制。第二个阶段是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承认私有经济和私有制，让多种所有制经济并行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在政治层面上完善法治、党内民主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一阶段的实质是对毛泽东体制的一个掉头和转向，第二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范围展开，第三阶段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整个80年代，中共的改革其实走过了第一阶段，正在第二阶段稳步运行，并在赵紫阳这些开明领导人的建议下准备开始迈入第三阶段。然而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使第三阶段的大门被关闭，中共的改革此后就一直停留在第二阶段，再也没有向前走。
1989年6月4日，北京，中共军方将坦克车队开进天安门广场。（Manuel Ceneta/ AFP）
改革已死“闷声发大财”成为主旋律
中共的改革历程其实只存留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大概十年时间，这十年被称为邓小平时代的黄金十年。事实上在“黄金十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都是赵紫阳设计的，而邓小平赞成赵紫阳的这些构思，在背后大力支持他。这十年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原本都在按计划推行，但是六四大屠杀的发生终止了正在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改革的第二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打破公有制、允许私有制，打破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其实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说法，在80年代都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1992年是以党代会形成了正式文件。
另一方面，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也一直在酝酿，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包括让民主党真正成为政治协商的政党，让民主党在国务院的部委中任职，以及在党内实行差额选举，完善党内民主和法治等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都在实施计划中。这些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用民主政治的眼光来看，当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对于80年代的中国来说，甚至对于80年代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时代来说，这些改革都算是先进的。80年代赵紫阳酝酿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一种政治改良，这是赵紫阳等中共体制内真正的改革派为建立市场经济而配套的政治体制。在随后的90年代，如果中国能有一个政治改良的阶段，缔造出政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改革派继续掌握最高权力，使民间反对派有成长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显然将会减少很多波折，有极大的可能性会朝着苏东剧变的剧本演绎。然而六四事件的发生导致改革派全军覆没，顽固派全面复辟，政治改良被按下了终止键，也意味着中国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从这一刻起已经死亡了。
六四大屠杀前夕，1989年5月19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温家宝（中右）陪同在侧。（AFP）
六四大屠杀不但扼杀了80年代的政治改良计划，也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划定了政治体制的红线，那就是绝对不能让六四翻案，既然不能让六四翻案，那么政治改良就不会再有空间，未来的统治只能是更加集权和暴力。
江泽民本身是六四屠杀的执行者之一，也因为六四镇压而上台，所以，江泽民时代实际上是一个改革已经死亡的时代，从80年代留下来的只有对外开放，以及从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中延续下来的市场经济框架。但是市场经济是需要相应的良性政治体制来配套的，至少也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分权、监督和公平法治这样的政治改良体制来配套的，如果没有这种相对宽松和开明的政治改良体制，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没有公平的法治环境，以绝对而不容置疑的专制权力来进行市场化运作，那将注定是一场民生、经济和生态的大劫难，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新劫难。从江泽民时代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恶果，中国生态环境的毁灭怵目惊心，五分之一的耕地被重金属污染，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面水资源不适合人类接触，空气污染也是世界之首，而以毁灭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成果，70%的财富都掌握在0.4%的少数权贵家族手中，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处在贫困之中，生存的权利受到严重威胁，更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
江泽民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闷声发大财”，精辟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特色。闷声就是你不要管什么道德、法治、价值观，对腐败、犯罪和邪恶的事情你不要发声，如果你紧跟在权力后面，与权力同流合污，那么你就一定能发大财。在江泽民时代，由于对外开放的政策一直延续下来，外资向中国注入了巨量资本，这些资本与中共高度垄断的政治特权、高度扭曲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一个权贵市场经济的怪胎，而“闷声发大财”成为这个怪胎体制的意识形态，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和基本价值观。例如在江泽民时代有关“成功人士”的研究和崇拜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门显学，而判断“成功人士”的标准就是有钱，至于钱从哪里来，人们并不在意。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时代，这显然是一个与改革毫无关系的时代。
开放遭抵制改革不愿意习走回毛时代
江泽民时代之后的胡锦涛时代以及习时代的前五年，“闷声发大财”的时代主旋律没有改变，只不过这种怪胎体制在加入世贸侵害全球二十年后，遭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抵制，使对外开放给中共带来的有利外部环境至此不复存在。
2017年起，中共这种权贵市场经济面临从外到内的种种困境，美国要求中共做出结构性的改革，实质就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国际接轨。而在国内，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官民冲突、贫富两级分化，以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而导致的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搏杀都愈演愈烈，此时的中国必须改变，必须做出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这时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从遵守法律与国际规则开始，与国际接轨，顺着时代潮流向前走，一直走到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民主化；二是转个大弯，朝着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代往回走，并终止经济体制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看到，习当局实际上选择了后面这条死路。
2016年10月22日，陕西梁家河村内的一处标语。文革时期，习近平曾在此插队。（STR/ AFP）
在江泽民时代改革已死，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的外壳，被江泽民利用来打造了一个“闷声发大财”的时代。而在习时代的后期，这个市场经济的外壳也不打算要了，习要重新回归计划经济、战时体制、公社化、网格化，要更加严苛地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
以上就是中共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改革开放后的这40年来，李克强的分量几乎都够不上写进这短短的章节之中。作为习时代的总理，党内第二号人物，李克强的十年总理生涯不但毫无政绩，更与改革派扯不上任何关系。
盖棺定论李克强迷思红朝误终生
李克强与习近平在政策路线上有根本分歧，但这显然不是80年代那种改革派（以赵紫阳、邓小平为代表）与保守派（以李鹏、陈云为代表）的分歧，而是在江泽民时代以来维持“闷声发大财”的主旋律与退回毛时代的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李克强是1977年中共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正牌大学生，是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邓小平在重新掌权后，在改革开放还没有启动之前，首先恢复了高考制度，因为他知道未来的改革开放需要真正的人才，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先声，那么李克强显然就是站在改革开放第一波浪头上的弄潮儿，并且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大学时代的李克强专业成绩非常优秀，大学毕业时，李克强原本计划去美国留学，他通过了托福考试，并拿到了哈佛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北大的党委看中了李克强，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留下来，最终李克强放弃了美国梦，留在学校当了北大的团委书记，从此踏入中共政坛，并最终成为习“中国梦”的造梦者之一。
李克强政治生涯开始的时代，正是赵紫阳这一批真正的改革派锐意进取的那个黄金十年，但是那个时代开放、开明的政治风气对李克强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我们无从得知。李克强在学术层面上学得是西方的法律思想，但是他的政治实践却是中共的高度集权和暴政，作为中共总理，李克强并没有为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在法治上做出任何贡献。不仅如此，李克强无论是在河南省工作时，还是在辽宁省工作时，还是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在继续。李克强生活在大法洪传的时代，以他的身份，有许多便利条件了解法轮功真相，但他没有为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
在延续江泽民时代的这一反人类罪行上，李克强与习近平没有任何分歧，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李克强维护江泽民开创的“闷声发大财”体制，而习更衷心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李克强所谓“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也只是维护江泽民开创的这个怪胎市场经济，绝不是要将中国带入民主化和真正的与国际接轨。
有一点李克强没有说错，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继续下去，不过这将是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那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派，而且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