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见多名美国公司CEO，安抚外商，企图拉拢外企。但与此同时，在华外企事实上正遭受民族主义、抓间谍以及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等多重挤压。2023年10月16日，上海市区楼房。
自COVID-19疫情清零三年之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面临房地产危机，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危机，外资大量外流等多重难题，经济恢复疲软。本周，中共党魁不惜自己披挂上阵，会见多名美国公司CEO，安抚外商，企图拉拢外企。但与此同时，在华外企事实上正遭受民族主义、抓间谍以及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等多重挤压。
专家认为，中共一方面说改善营商环境安抚外企，一方面继续加强国安，设置各种障碍，这是自我矛盾。且外企投资需要自由，在中共治下的社会难有盈利，外企还是认为当前投资中国风险很大。
路透社报导，很多外企高管在离开中国时都抱有共同的谨慎态度：他们表示在中国扩张的风险仍然大于回报。
民族主义
3月27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高调与十几位美国商界领袖和学者会面并拍照，在演讲中称“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中国（中共）正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等。
然而现实给出的另一面是，中共正在煽动民族主义，加大了本土产品替代外国技术的步伐。2022年9月中共下发被称为“消A”（清除美国科技）的79号文件，美国硬件制造商如戴尔、IBM和思科等成首批目标，并要求到2027年金融、能源等国有企业更换其IT系统中的外国软件。
这意味着北京预计将在促进国内科技行业的增长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压制任何阻碍其发展的外国实体。
随着本地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支出的放缓，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收入日益下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得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从2006年的16%下降到2020年的10%。
一些最强大的美国科技公司的大陆业务急剧下滑。2023年最后三个月，苹果在大中华区的净销售额可能较上一年下降了13%，今年前6个周苹果手机销量暴跌24%。
与此同时，大陆本土品牌华为手机的销量增长了64%，去年自华为Mate60 Pro发布时，中共政府开始禁止官员使用 iPhone。
图为特斯拉工厂示意图。(JOSH EDELSON/AFP)
彭博社报导，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月份出货量大幅下滑，比1月份的出货量下降16%，比去年同月下降19%。
随着特斯拉销售放缓，比特斯拉便宜得多的比亚迪等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的销量激增，今年1月份，比亚迪销量增长43%。
台湾励志协会（TIA）执行长赖荣伟对大纪元表示，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现在不管是硬体的软体的，只要跟高科技有关的，都要求要本土，它只相信自己的国营、自己的民族做的东西。
“到那边去投资，都不一定能够赚钱，还有社会风险，因为在习近平的操纵之下，整个中国社会对外国人有一种敌视的气氛，一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这几年在中国社会里面开始在蔓延，背后的目的是（中共）通过敌视外国人来转移内政不当。”
王国臣表示，这几年中共确实在大力的扶持华为手机，整个Apple的市场，或者乃至于其它国家三星的市场也在萎缩，当然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企业的担忧。
“我觉得外资企业也在考虑这件事情，也在挣扎。”他说。
在习近平前脚会见美企CEO，中共当局第三号领导人赵乐际后脚就在博鳌论坛呼吁各国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指名地暗讽美国“霸权霸道危害深重”。
抓间谍
在自由世界的很多人看来，习“既要又要”、安全与经济并行的做法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但习对此似乎甘之如饴，并通过一连串小动作恫吓外企。
去年3月份，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前几天，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的5名中国员工在被扣押拘留，直到今天这些员工仍未被释放。
2023年3月20日﹐中共当局突击搜查了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并拘留了全部五名中国员工。(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今年也出现了相似的一幕，当党魁向美国高管展现开放姿态，中共国安部第二天就发布一部微电影，要求民众警惕“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调查咨询活动”为掩护窃取国家机密。
上月底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5月1日起实施，修订草案建议对离岗离职的涉密人员予以“脱密期”管理。这是既《国家情报法》（2017年）、《数据安全法》（2021年）、《反间谍法》（2023年）后，又一部安全法规。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告诉大纪元，北京的理想是希望外资进来听党的指挥，按照党的意志去运行，以更加服从的方式进行投资。但是大部分的外国企业可能觉得，虽然对于北京来说国家安全，但对他们企业来说并不安全。欧美尤其美国，现在出台越来越多的方案，都在禁止这些企业支持北京军事扩张或政治扩张。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一方面说改善营商环境，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开始施加所谓国家安全，包括数据安全、网路安全、反间谍法，更别说所谓中国标准或外资要设立党组等等这些东西。它的政策就变成两方面有点冲突，当然习认为这两件事不冲突，可是对于习以外的或中国以外的社会来讲，这是矛盾的。
赖荣伟表示，去年有反间谍法修正，今年又有保密法修订，一连串的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制度修正，当然会打击到经济发展。这等于告诉全世界一件事，如果留在中国，如果你触犯到跟国家安全有关的资讯，有可能会被留在当地，没有办法出境，搞不好还要配合它很多东西。即使离开了中国，现在的法律也可以全面的追杀你。
他说，作为一个投资者，需要的就是自由，有自由才可以搞创意，才可以发展新的产品，才可以让金钱自由的汇入汇出，才可以有营利空间。
赖荣伟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外商跟外资，日后到中国来发展，还有营利空间吗？如果在中国从头到尾都是干涉，什么都要管，跟人家讲话也要登记，做调查资料又说违反什么国家安全，如果要把钱汇出海外，你又来干涉，那我干嘛来这边发展。这个赚钱的地方不是只有中国，还有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欢迎外商来投资。
黄大卫认为，国家政治安全和怎么去发展经济，肯定是充满矛盾。目前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都是以自由市场为主，国家干预是越来越少，自由市场虽然有危机都不断爆发，但是基本上都能够市场很快地恢复过来，也没有发生过大面积、长时间的大饥荒或经济停滞不前，反观朝鲜、古巴的情况并不妙。
“所以正常来说，要追求两者同时拥有的话是比较困难的。”他说。
政治风险
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后，打破了很多惯例，国务院总理李强不仅两会后的记者会都被取消，在往届论坛最后一天通常是总理与外企高层的闭门讨论，今年也被取消了。李强也不会出席2024年博鳌亚洲论坛，而是由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取代。
所有这些事情综合起来反映一个问题，即习近平正极力突出“一尊”地位，削弱整个国务院系统在中共统治体系中的作用。
赖荣伟表示，在80年代后常委集体分工的架构里面，总理应该负责经济，不过习近平执政之后，从李克强到李强，国务院总理的经济的权限，变成习近平独揽到自己身上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在习近平眼中只是一个执行的秘书而已。
“一个国家搞经济发展，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多年的制度被取消，本来是经济向右政治靠左，现在是经济也向左。”
赖荣伟说，中共中央里面那些人所负责的领域都不是他的专业，现在变成外行领导内行，专业不得宠，都是政治领导一切，什么政治原则、政治大局，说穿了就是没有原则，没有一定的这个界线。
“最大的源头还是出在党中央里面的那个大头头，就是习近平，因为是他由上至下带领这样的风潮，现在整个党政干部，都不是在面向社会、面向人民，都是在面向上面，面向政治，政治凌驾一切。”
在2024年3月5日的中共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上，中共总理李强读到“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未来可期”时，误把“未来可期”读成了“后会有期”，被外界调侃他说了实话。(Greg Baker/ AFP)
赖荣伟说，如果经济发展以政治领导为中心的话，一定会乱了套。因为什么东西都从政治角度看，可是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告诉我们，经济要以专业为主、要有市场调查，现在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不存在。
王国臣表示，问题的根本是，中共现在就是在用军工企业发展整个国家产业，而整个经济是越来越走向封闭跟专制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中的意识形态是越差越远，或者冲突是越来越加剧，某种程度上他口头上可能也是向美国示软，不过他的行为看不出来有改善的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中不会缓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