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典型的言情小说场景，若放在虚构作品中，齐邦媛一定会和这位漂亮的军官发生点什么。然而在嘈杂纷乱的现实中，罗曼蒂克就此戛然而止，这位军官在后文中再未出现过。
虽说是非虚构作品，但是当她将自己的一生浓缩呈现，她所经历的某些瞬间，便也无可避免地成了读者眼中的景观。或许也是因为有了疾病和灾祸的笼罩，夹杂着各种死里逃生的奇遇，齐老师在书中对于少女时代的回忆和讲述，也细腻浪漫得像是一部精致的年代小说。
王德威老师在后记中评价道：《巨流河》不仅是一本自传，也是一本文学作品。
在那个“欢乐苦短，忧愁实多”的时代，齐老师这克制内敛的笔触，已经是一种极致浪漫主义的描摹。
五、她的爱情
全书最浓墨重彩的一段，莫过于齐邦媛与张大飞的缘分。
最初那个男生有个吉祥的大名，叫做张乃昌。他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接济并放走地下抗日者，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张乃昌丧父后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杀，带着弟妹逃亡到营口投奔姑姑。此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大非”。
在此期间他入读了一所教会中学，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他信奉了基督教，得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
翌年“满洲国”成立，十五岁的张大非独自逃到北平投奔叔叔，在极端困顿时，他看到了齐世英创办的“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食宿皆有公费，终于安定下来。
几年后的除夕，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奉父亲的命令，在学校里找到了大自己三岁的张大非，并带他回家吃饭。在那个寒夜里，十八岁的张大非忍住号啕，说出了自己家破人亡的故事。年少的齐邦媛一面听着，一面看到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窗外的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
自此，每个星期六午后，年少的齐邦媛都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
那年初春，齐邦媛兄妹随着母亲住在板桥的小平房，她常随着哥哥漫山遍野地跑。有天午后，齐邦媛跟着哥哥一行人去爬不远处的牛首山，下山时因走得慢而落在后面，在半山处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听着尖锐的山风呼啸，她不由得在恐惧中哭泣。
这时，她发现张大非在回头看她。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到了初夏，他们便搬回到了南京城里。
再后来，战争局势地动山摇，齐邦媛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但在往后数十年间，齐邦媛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倘若这一切真的发生在一部言情小说里，再往后便是青梅竹马携手相伴的故事了。
然而这不仅不是小说世界，甚至不是个正常的世界。
随着七七事变爆发，众人被迫西逃。中山中学高中部的男生接受了军事训练，背着军队的步枪，承担起了护送撤退的职责。哥哥齐振一、表哥裴连举还有十九岁的张大非，用棉被裹着产后虚弱的裴毓贞抬上火车，然后把齐邦媛和三个妹妹一个个由车窗递进去。
逃亡的火车上，连车顶都攀满了难民，过隧道时总有人掉下去，引发旁边人的哭喊。到芜湖换船时，在混乱拥挤下，有更多人落水呼救，还有人就这样沉了下去。“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好不容易行船到汉口，齐邦媛又经历了妹妹病逝、母亲死里逃生的接连冲击。当她独自站在病房门口，听着舅舅呼唤母亲的名字，张大非忽然从大门处跑着过来了。
他跪在病床前俯首祈祷，然后走出来告诉齐邦媛：他已报名军校，从此改名为“张大飞”。
随后他疾步离开医院，去军队报到。临行前，他交给齐邦媛一本全新的《圣经》——他平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本镶金边的《圣经》，年少的齐邦媛常常好奇打量。此刻临别之际，他送了一本全新的《圣经》给齐邦媛，并且附言道：“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
齐邦媛从前只觉得自己的生命病弱磨难，从未听任何人说过“可爱的前途”这样的话。
逃亡路上，齐邦媛的哥哥收到张大飞来信，说他已经考进了空军官校。随着战火蔓延，他们经过了湖南、广西，齐邦媛不断转学、不断躲避空袭，终于来到战时首都重庆。父亲齐世英忙着接送一车车的学生，路途上一次次与家人擦身而过。
在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之后，齐邦媛总算开启了较为安稳的几年青春。
初中时的齐邦媛骨瘦如柴，留着男生的短发，从不照镜子，日常和同学一起接受童子军训练。此时的张大飞已经开始驾驶驱逐机与日军作战，有一回他经由重庆去拜访齐家，对齐邦媛的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膊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在齐邦媛中学那几年，在空军部队作战的张大飞一直联络不上自己的家人，便时常给齐家寄来家书，俨然将齐家当成了自己的家。而爱写信的齐邦媛就成了他最稳定的笔友。他们的生活宛如两条平行线：少女齐邦媛热络地分享自己在南开中学孟志荪老师课上学到的诗词，张大飞就陪她一起讨论，他赞同秦少游的气魄，却不理解少女齐邦媛为何会喜欢皇甫松的苍凉。
张大飞常常寄来照片，从棉军服到飞行装，每一步都是他的成长。后来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赴美受训，一九四二年由科罗拉多州回国，还专程去沙坪坝拜访了齐家。此时他已是中尉，生得壮硕精神，常常在云南各地开飞机作战。
飞行员休假时常常去喝酒，而张大飞执意不肯去及时行乐，只是在家中读《圣经》，或是给齐邦媛写家书，以求得内心安宁。
他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与敌机正面遭遇，清清楚楚看到了对方驾驶舱里那张惊恐的脸。他只知道自己若不先开枪就必死无疑，但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坠机火焰里的那张脸。
对于齐邦媛来说，张大飞是符合一切少女憧憬的盖世英雄。
在齐邦媛高中的假期，张大飞来找她吃饭散步，“太阳耀眼，江水清澄”，她聊着自己读的课外书，他聊着自己的飞行所见，两人在江岸边偷得片刻宁静，却并未一语触及情爱。
一九四三年四月，齐邦媛高中毕业前，忽然有个初中女生跑来告知，有人在操场上等她。
她出去后，只见张大飞由梅林走过来，走到一半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读到这一段，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那句歌词：“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咫尺依偎的温暖转瞬即逝，身在其中的主人公却不知道那已是诀别。
诀别不是一下子到来的。
齐邦媛联考时填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
她选择哲学系，是想向曾经远赴德国读哲学的父亲挑战。为了远行独立，她刻意没有填家门口的中央大学。她的第一和第三志愿都在离张大飞很近的云南，偏偏因为数学分数低，而去了第二志愿的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来信鼓励她就读，她却更钟意哲学专业，没有接受这根橄榄枝——哪知一年后，在朱光潜老师的劝告下，她仍旧转入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并且后来以英语教育和多语言文化交流为终身事业。许多事情都像是注定，连偏差也像是注定好了的。
齐邦媛还未入住大学宿舍，浅蓝色的航空信就已经寄到了宿舍。二十五岁的张大飞在云南边陲溽热潮湿的备战室里，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给齐邦媛写下一封封的家书，叮嘱十九岁的她不要因为想家而哭泣，要相信光明的前途。
情难自已时，他也曾在信中写下：“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在这之后，张大飞在一场战争中受了伤，对死亡有了更近的认识。此后他不再轻言感情，只是常摆出兄长的成熟态度。而浑浑噩噩读完大一的齐邦媛，却起了念头，想申请转学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去，也可以借此离张大飞近一点。
张大飞赶忙来信，坚决不赞成齐邦媛转学去昆明，说自己实在没能力照顾：“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
齐邦媛初读并不懂得，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张大飞便是在此时下定决心，要彻底退回到保护者和兄长的位置。加上导师朱光潜和父母的劝说，“感情大于理性”、不太适合读哲学的齐邦媛在大二那年转到了外文系，不过仍旧留在了武汉大学。
在大二的暑假前，她收到了张大飞殉国的消息。
二十六岁的张大飞，在预感自己就快牺牲时，给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寄了最后一封信：“……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信的最后一句这样说道：“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齐邦媛收到一整包张大飞退回来的、她曾经寄过去的信，当中有一封汗渍斑斑已经褪色的信，一看即知是张大飞常常随身携带——那是齐邦媛在高三时写的，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着李白和天上的月亮，说着学几何多么难，抱怨说自己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
齐邦媛猜想，这封信对于张大飞来说，或许就像他的队友们去喝酒跳舞一样，也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
在战争即将胜利的短短四个月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
当日本终于投降、盼望已久的胜利终于到来时，满大街都是狂欢的声音，齐邦媛却跑回家，昏天黑地恸哭了一场。她不敢再提张大飞的名字，也不敢再看两人来往的那些信件。
后来经历迁移辗转，那些信件全都丢失湮没，她再也没有机会“坚强起来好好看看”。
她只是在这一年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用另一种方式纪念心里的他。
大三那年，齐邦媛开始与一位来自上海的姓俞的男同学约会，却在假期短暂回南京期间，不经意走近了“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的礼拜堂，顿时犹如刀剑刺入心中。她入场时没敢签自己的名字，签下的是哥哥齐振一的名字。冥冥中，她只觉得这种相遇是注定。
有了这一场冲击，加上俞同学此后在上海工作生活、思维渐行渐远，齐邦媛进大四后不久，便退还了俞同学所有的信件，决定和他就此别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