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披露，外籍高管可能因涉案金额很小的商业纠纷，而被中共下发出境禁令。法庭文件显示，至少37名外国高管被中共限制出境，其中一名美国高管已经被困六年。
上海浦东机场资料图。
《华尔街日报》4月1日报导说，中国经济衰退之际，北京当局试图吸引外国公司和商人，但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高管面临一大风险：他们有可能被限制离开中国。
该报对包含数百万份文件的在线法院资料库进行了搜索，发现有37起外国公民被禁止出境的案例。律师们说，学者们发现了150多个案例，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报导称，一位美国高管曾担任一家欧洲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六年前，他前往上海浦东机场，准备前往旧金山进行一次例行商务旅行，却被告知不许离开中国。
边检人员告诉他“你知道你做了什么”。
原来，2016年这位高管所在的美国公司总部停止向上海分公司汇款，导致上海分公司无法支付月薪，许多员工提起诉讼，至少有一名员工要求法院对这位美国高管实施出境禁令。
这名美国高管随后又去了另一个机场，仍然无法出境，至今已经被困在中国六年。
报导说，这位美国高管的遭遇堪称教科书式的案例。中共多年来一直在使用出境禁令，涉及高级银行家、律师和企业主的案件备受瞩目。外籍高管可能因涉案金额很小的商业纠纷而被困中国多年，这是因为在中共法律体系中，企业和个人的责任有所混淆。
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野村银行高管王仲何（Charles Wang Zhonghe）2023年出差后无法离开中国，他正在配合调查。
美国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德安华(Kroll)高管迈克尔．陈（Michael Chan）2023年也被禁止离开中国。
美国国务院援引驻华大使馆的信息，披露了2010年至2019年间的30起出境禁令案例，其中一项禁令是在2017年6月对花旗证券的一名行政董事及其上海分支机构的董事长实施的。
这位同时拥有美中国籍的高管在35天内无法离开中国。另一名商人在2019年12月被告知，在他之前的公司解散之前，不得离开中国。
法庭文件显示，持有美国护照的胡晓蓓（音译）和丈夫向朋友借了45万多美元，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胡晓蓓在法庭上辩称，禁令让她陷入了“两难”境地：她需要挣钱还债，但她又不能工作。她请求法庭允许她回美国筹钱，但遭到拒绝。
50多岁的美国公民吴军（音译）在2017年被禁止出境，五年前，他曾是一家电子公司的法人代表。2016年3月，中共法院裁定该公司拖欠8150美元的工资和其它款项，吴军被列入禁令名单。
吴军说，他在边境被拦下时，才知道公司没有更新法人代表的姓名。他被告知，在纠纷得到解决之前，不能离开中国。他提出上诉，但败诉。
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美国公民克利福德-维勒斯（Harry Clifford Villers）同一年来到中国苏州的SureHeat Manufacturing公司任高管，这是一家烤箱和壁炉制造商。2014年，该公司破产，两年后，维勒斯被禁止出境。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商业法与公共政策教授沃尔德森（Jack Wroldsen）对《华日》表示，在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纠纷中，出境禁令改变了力量平衡，中方掌握了所有的牌。
报导说，这些法院资料库中的案例，包括因欠款或债务失败而被困在中国的美国人、一位因股权问题与德国合伙业主发生争执的台湾餐馆老板，以及一位伊朗商人因欠一名员工7000美元，而数月无法离开中国。
报导指出，中共的法律制度允许任何标准的民事或商业纠纷中的原告请求法院对被告实施出境禁令。这通常是在作出判决之后，但并非总是如此。如果被告是一家公司，则可以对该公司的法人代表、负责人或高管人员实施出境禁令。
被禁止出境者的外国高管名字会被加入一个全国资料库，中共警方会在每个机场和火车站对其进行检查。这些外国高管往往在出境时才知道被下了禁令，有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出境。
哈里斯-斯利沃斯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哈里斯（Dan Harris）是国际法专业人士，曾撰文介绍中国使用出境禁令和债务质押的情况。虽然中国允许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营，但当涉及到出境禁令时，公司责任很快就会变成个人责任。
哈里斯说：“对出境禁令基本上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在中国是合法的。欠款数额并不重要。它可能真的很小。”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舒表示，一旦实施出境禁令，只要债务未偿还或案件仍未结案，禁令就会自动延期。他指出，出境禁令的有效期没有限制。
报导披露，被限制限制出境的外国人在中国举步维艰。那位被困六年的美国高管，在中国找不到工作。由于缺乏文件证明，他无法在新冠疫情期间接种疫苗。他的在华签证早已逾期，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封法院信函来解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