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于今年7月31日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并将于9月15日起正式施行，表面上，这份只有十九条的行政规定，看似只是补充《出境入境管理法》的执行细则；但若仔细检视其内容，不难发现，北京正在透过制度设计，将过去零散且具有灰色地带的“边境管制”正式法律化、制度化，甚至扩大行政权限，使“限制出境”成为维护中共政权安全的重要工具。
过去外界对中国“进得去、出不来”的印象，多半来自少数政治案件或商业纠纷，如今北京则是直接建立一套法律依据，使限制人民出境不再只是个案，而是一项常态治理模式。更值得台湾社会提高警觉的是，北京并不承认中华民国护照的主权地位，台湾民众持台胞证进入中国，就是被视为“中国公民”，因此，新规定同样可能适用于赴中的台湾人。
“危害国安”成万用条款 限制出境全面扩张
新规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四条与第六条，第四条明定，若被认定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活动，可六个月至三年内禁止出境；以及违反出口管制、技术出口管理，甚至“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国务院商务部等主管机关即可决定禁止出境。
近年传闻，中国部分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半导体专家及科技企业家已被限制出国交流，如今该规定第四条已直接提供法律依据，这意味着，在中共官方眼中，高科技人才已是国家战略资产，人才流动不再属于个人自由，而是纳入国家安全管理的一部分，中共全面管治人才资源的流动。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只是禁止出境，而是法条大量使用“可能危害”、“国家利益”、“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等高度抽象且没有明确法律界线的概念；换句话说，中共并不需要证明已造成危害，只需认定“可能”发生，就足以限制离境。
此外，该规定的第三条更要求申请出入境需配合提供文件、资料，甚至“电子数据等资讯”，虽然法条并未明确定义电子数据范围，但在中国既有执法实务下，手机、电脑、社群媒体内容甚至云端资料，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换言之，边境检查已从过去查验证件，逐渐转向查验个人资料、数位足迹与思想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将部分限制出境权限下放给省级人民政府，过去涉及国安案件，多半由中央掌握；如今地方政府也能以国安名义作成限制出境决定，无疑增加各地执法标准不一与权力滥用的空间，地方政府可能透过“国安”理由启动边控。
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出炉完全符合中共近年操作“国家安全泛化”的法制特性，自《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一路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北京不断将“国家安全”扩张至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民族乃至言论领域，如今再延伸至人民的出境自由。
检视中共真正想达成的目的，不只是让人民“守法”，而是让人民因为害怕法律的不确定性而自我约束；也就是说，这部规定真正形成的不只是限制出境制度，而是一种让所有人都无法确定自己何时会被限制自由的寒蝉效应。
不是能不能去的问题 而是不知道回不回得来
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并非只是增加几项行政程序，而是宣告中国的出入境制度已从“管理流动”，全面升级为“控制流动”。过去外界认为“被限制出境”多半发生在异议人士、维权律师或重大刑事案件；如今中共透过立法，把这种例外情况制度化、常态化，甚至将裁量权大幅扩张至地方政府及各个主管机关。
更重要的是，这部规定再次凸显在中国凡是涉及国家安全，就没有不能限制的自由，凡是国家认为具有风险，就没有不能干预的权利，从中国“国家安全泛化”的法制特性来看，北京正一步步完成一套以“国家政权安全”为核心的统治体系，而出入境新规定针对人民的迁徙自由，也正式被纳入这套威权治理机制之中。
对台湾而言，绝对不能冷眼旁观，中共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主权，持台胞证入中国即被视为中国公民；一旦被认定涉及所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论是接受媒体访问、参与公开论坛、发表学术评论，甚至只是社群媒体上的政治言论，都可能被纳入其高度弹性的国安认定范围。
换言之，不能再以过去的经验，或是以民主法治的认知来看待中国，必须清楚认知，在中国的法律界线愈模糊，政治风险就愈高，个人自由也会没有保障。
因此，提醒赴中风险，并不是制造恐慌，而是基于中国法律环境快速恶化所提出的必要警示，每一位准备赴中的台湾民众，都应重新评估交流、旅游、经商或探亲的必要性，中共将“限制自由”正式制度化、将“国家安全”全面凌驾于基本人权之上，在9月15日之后，前往中国面临的不只是法律风险，更是制度性的不确定性，这已不是能不能进去的问题，而是去了之后，能否离境不是你说的算，而是中共愿不愿意让你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