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副董事长杨永宽沉迷喝酒、打麻将，大搞权色交易等。（大纪元合成）
去年恒大老板许家印被抓后，有关许家印和其家人以及恒大集团更多的秘密相继被曝光，其中就包括恒大超百人、而且美女如云的歌舞团。许家印依靠恒大歌舞团美女的陪酒、陪舞、陪睡、陪玩等，究竟拿下了多少中共官员、金融机构高管，如果曝出来，一定是个大炸弹。
不过，许家印的公关术看似独辟蹊径，但本质上与曾经名噪一时的薄熙来打造的大连女骑警、厦门赖昌星的红楼，并无不同。至于许家印、薄熙来、赖昌星等人为何深谙此道，那是因为中共自延安起，就开始了美女“陪伴”高官制，并在中共窃政后愈演愈烈，从高官遍及整个官场，“陪”的花样也并无太大的变化。
延安陪舞肇始
根据大陆朱鸿召撰写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的描述，中共主力长征逃亡落脚到陕北延安后，在1937年到1942年延安整风前，时兴交际舞，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热衷跳舞。
交际舞最初是由到延安采访的美国左派记者史沫特莱传授给中共高官的。她和任其翻译兼秘书的吴莉莉，以及最早奔赴陕北并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成为延安知名的“社交人物”，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按照作者的描述，就是她们不仅很有气质，而且都离过婚，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换言之，受共产邪恶思想影响的这三人都很开放，所以史、吴后来与毛传出绯闻也就不奇怪了。
因为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但却会跳舞，所以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她开始教中共高官们跳舞。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瞧瞧中共高官连跳舞都能打着“和封建主义做斗争”的名义，也真是让人瞠目了。
很快，在史沫特莱的住处，开始举办私人娱乐晚会，自然少不了跳交际舞。毛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史沫特莱的住处，“纵谈几个小时”。有时史沫特莱也主动邀请毛前来，毛都很快就来了。开放的史沫特莱与毛很快传出了绯闻。
当时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顾问李德和美国医生马海德的住处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这为晚会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渐渐的，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被受邀参加舞会做女伴，也就是“陪舞”，而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有意思的是，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就遭到了中共队伍中“革命女将”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触犯了她们的安全感”。她们推崇红色歌曲和革命舞蹈，看不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浪漫气息”的交际舞。更重要的是，她们为了革命，根本无暇化妆，而且为了行动方便，还将头发剪成短发。
与大城市来的女学生们相比，“革命女将”身上的女人味少了许多，她们因此开始向史沫特莱、吴莉莉等发难，最早向吴莉莉兴师问罪的是毛夫人贺子珍。毛后来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讨厌的应该不是跳舞本身，而是毛与其他女人的暧昧吧。
为了息事宁人，吴莉莉于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在9月也被迫离开，而贺子珍则在8月前往苏联，并最终被毛抛弃。
三人的离去并未让延安交际舞沉寂，随着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延安的交际舞会更加火热。而上了瘾的中共高层们继续在国军抗日之际，与年轻的女学生们跳舞娱乐，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毛则与演员江青走到了一起。
此外，舞会还有一个功用，就是给大龄中共高级将领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有这样一个顺口溜：“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说的就是在党校学习的中共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他们的妻子很多都是比他们小十几、甚至二十几岁的女学生。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交际舞在一段时间内被大秧歌舞取代。偶尔安排的交际舞会，则是为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9年后中南海的陪舞制度
1949年中共篡政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交谊舞十分流行，是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到基层主要的健身娱乐活动之一。中共高官们一边口中说着“为人民服务”，一边开始享受生活，找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到中南海陪舞就是其中之一。中南海舞会是中共顶层官员的最大“娱乐项目”，几乎每周有一两次，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
香港评论家林保华先生曾回忆说他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于1958年从市区搬进西郊，他发现每到周末傍晚时分，就会有漂亮的女同学在校门口集合，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来自部队文工团，然后来一部游览车把她们载走。听其他同学说，她们是去中南海陪首长跳舞。后来他还听闻过毛、周等人的舞技，知晓这是“延安的革命传统”，当时不晓得中共内部是如此腐败，只是当作“革命需要”而已。
除了女大学生外，陪舞的主要是军队文工团团员。她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忠诚可靠，便于调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文化水平不高。
大陆《环球人物》杂志于2019年第6期刊登了《70年看中国丨陈爱莲，足尖上的70年》一文，可以一窥中南海舞会的秘密。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爱莲，多次受到中共多个领导人的接见，她表示自己大概是在1957年、1958年的时候进入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表演节目。她还说在某次中南海舞会上，自己曾和毛跳过舞。
《新京报》2016年9月17日也曾报导，时年82岁的中共少将、国家一级演员王晓棠也曾陪周恩来跳舞。1952年，18岁的王晓棠参军，先后在总政京剧团、话剧团工作。应该就是在此期间，长相漂亮的她被选中去中南海陪舞。她称周恩来一般是跳三步（华尔兹）、四步舞曲（快四、慢四）。这类舞曲节奏比较慢，方便他和大家讲话。
2010年大陆出版的由权延赤编写的《走进周恩来》一书中说，这个打着让中共领导人放松、锻炼身体的“活动”，实则是给中共高官提供了“出轨”的便利条件。
书中描绘了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层舞会：一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书中还描写中共前领导人高岗在跳舞中“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还有当年只有15岁的空政歌舞团舞蹈演员孟锦云，因为陪毛跳舞，成为毛的“专职舞伴”。1975年更是调到中南海工作，照顾毛的日常起居，获得毛的特别宠爱。
香港《开放》杂志引述《司徒华回忆录》中描述，毛的另一个女人陈露文，也是14岁初认识毛，她在空政文工团舞蹈队“上班”，直到1967年文革初期。她们那时每周两次去中南海陪毛跳舞。
另据香港《凤凰网》刊登的中共战友歌舞团原作曲家崔维聪的文章，也介绍了1955年元旦参加中南海舞会经历的场面。他们一行人被领进了神秘的春藕斋舞厅，从晚上17点到凌晨4点，不停地演奏了长达10个小时。
大约晚上十点多，周恩来来到舞厅，并马上被陪舞的女舞蹈演员们围住，争相要求与之跳舞。而毛在与陪舞的文工团团员跳累后，就会领一个喜欢的女舞伴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半小时。
按照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中披露的内容，这种舞会几乎专门是为毛准备的，其利用中南海舞会之便糟蹋的女文工团员数以千计。据说，这些被糟蹋的女文工团员，事后会被秘密送到远离人烟的大山或海岛，以免坏了毛的名声。
网上有帖子曾曝光部分已经公开身份的曾经专门负责陪伴毛跳舞的女伴，除了上述几人外，还有：毕业于延安俄文学校的何理良，16岁由上级指派给毛陪舞；《西游记》中扮演观音的左大玢，1956年13岁首次见毛时被看中，16岁开始，毛每次到长沙都被指定陪舞；空政文工团舞蹈演员陈惠敏，14岁被选中陪毛跳舞；空政文工团刘素媛，18岁被选入宫陪舞：徐宝风，1956年16岁参军，在杭州疗养院指定陪舞，1959年调入中南海专用后宫海政歌舞团……
之前《中时电子报》曾报导，中共元帅彭德怀不好色，当他得知公安部统辖的公安军有个文工团，团员经常去中南海陪舞，其中很多是来自部队文工团的女兵，就大骂主持遴选女兵的萧华、罗瑞卿，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对此提出异议。尽管其后该文工团被迫解散，但这也成为彭德怀在文革被打倒的一个罪状。
反对陪首长跳舞南京歌舞团副团长陨命
对于中共高层的陪侍制度，究竟有多少中共高层公开反对过，目前除了彭德怀，我们找不到其他资料，而一直被不知情老百姓视为“好总理”的周恩来，却是一贯支持这个陪侍制度的，甚至还贴心为毛解决问题。
至于有多少女孩子被毛等中共高官糟蹋，也依旧没有个确切数字。不过，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有一位表达反对陪首长跳舞的歌舞团团长，却为此送了命，她叫李香芝。
李香芝1930年出生在山东阳信，1岁丧父，6岁时母亲又改嫁，在外祖母和伯父的抚养下长大，因此从小就非常懂事、能干。1947年，她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其后参加共军军大文工团。1952年朝鲜战争时，她还跟随文工团进入朝鲜进行宣传鼓动演出。
从朝鲜回来后，李香芝进入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音乐。1957年因说话“走火”，被打成“中右”，下放到北京毛纺厂劳动时，表现也不错，“58年上半年被评为上游”。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南方的杭州，先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之后又从杭州调到南京市歌舞团。1965年，成为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她的同事对她的评价是：“李香芝个性很倔强。她从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从不见风使舵。”
文革爆发后，所有人都要响应毛的号召“造反”，写大字报成为时髦。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写的，因为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他人联合写了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这说明当时不仅中共中央，地方官员也有同样的癖好。
李香芝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陪舞后让她们回家不应留睡。不过，考虑到后果，李香芝并未将意见书寄出，而是在家中烧掉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还是被另一个造反派组织诬陷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李香芝因肝病住院，但还是被关押到南京农学院的“牛棚”里审查，说她是“地主份子”、“假党员”、“反党乱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任凭她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她甚至还为此绝食。
在被单独关押、殴打并被审查了近2年后，被诬陷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李香芝精神出现了问题，时而大哭大笑说些疯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而她的一些疯话，比如说“毛侮辱了她”等，成为被处决的证据。审讯者认为“李香芝装疯卖傻”。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1971年4月以后，李香芝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可以想见，当时对她的逼供达到了何等惨烈的程度。
1971年9月2日，李香芝在江苏省京剧团礼堂公判大会后，未经审判程序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年仅41岁。她的丈夫、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两个女儿也备受同学歧视。
文革结束后，在姚秀琪不断申诉下，李香芝被中共于1979年“平反”。
结语
1982年，中国网球名将胡娜利用到美国参赛的机会寻求政治庇护，被“左王”、毛泽东前秘书胡乔木痛骂为“寻求狗类的自由”。当时也爆出胡娜常陪万里打球，但万里是邓小平爱将，级别比胡乔木高，所以万里没有出事。不过自此体育界也有陪首长打球的传统了。
文革后期传说世界乒乓冠军庄则栋是江青的“面首”，但是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江青可能没有那样的胆子。几年前沸沸扬扬的彭帅事件起因也是张高丽担任天津市委书记时要她陪打球，结果陪到床上了。
中共的从陪舞陪球陪唱到陪上床的陪侍文化，迄今未绝，而且早已从高层蔓延到整个官场。中共高官以其满腹的男盗女娼，将挂在嘴上的节操道德毁损得体无完肤，同时很好地诠释了自诩为“先进性”的中共在“性”方面的确是先进的，而且深得放荡的马列斯的精髓，其所言皆是欺世的谎言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