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债务问题沉痾难解，政府干脆两手一摊，直言“债是不可能还了”，被中国学者形容成是“地方上的最大老赖”，导致地方政府与下辖政府单位、企业及银行业，以及与民众之间互不信任，撕裂维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信任体系。
香港南华早报7日报道，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3月在网易发布以“武汉大学教授调研：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态，政府成当地最大‘老赖’”为题的长文，指出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已经撕裂了“维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信任体系”，日益恶化的地方债务已导致治理危机。
冯川举例，在贵州一县级行政区，土地财政为1亿人民币，土地是地方政府借贷时最主要的担保品，但该县的债务却高达80亿人民币，土地连每年的利息都不够付，让县长直言“债是不可能还了”，最多就是还利息。
县级行政区“只还利息不还本”，失信于银行业，然后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又常向下辖乡级行政区开刀，河南省有县政府向下辖镇许诺的资金补偿不到位，山东省甚至有县政府拦截属于下辖镇的税款，并拖欠该镇的税款分配，欠下辖2个镇高达1.7亿人民币
今年2月，有企业主指控，为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承建的项目按约应给2.2亿人民币，但水城区政府竟赖帐只给1200万人民币，向政府讨债竟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冯川的调查则显示，在无下辖地方政府的乡级行政区，有乡镇干脆苛扣公务员奖金还债。
尽管近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发受到北京当局等各界关注，但是数额仍持续膨胀中，官方数据显示，今年2月地方负债总额高达41.4万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上升14.3%，且这还未计入隐藏性债务。
中国贵州黔南独山县的水司楼，民生贫困却豪掷巨资兴建奢华建筑。（取自@AsiaFinance）
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的主要原因是好大喜功，或面子工程的项目，例如雄伟的市镇广场或奢华的建筑等，在冯川的访谈中，一名县长就直言，这些建设来自于政治压力，例如为了美化当地的生产毛额（GDP）等数字，不能落后于他县，才能确保仕途，代价是县长只关注任内成就，不考虑长远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