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何云孩子的处境其实是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现状。如今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流动儿童都无法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乡镇老家的孩子们，也会面临无学可上的困扰。
“我们这个镇有16个村，之前每个村下面都会下设一个小学，现在6个小学都被撤销了，下半年还会再撤一半，到时候就只剩下五个小学了。”吴老师告诉小巴。他是江西一个村小的老师，如今已经年近60岁。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会提前升入镇初中。而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平均只有7——8名学生，也就是整个小学只有不到50名学生，和七八个教语数英的主科老师。
被错配的资源和空间
“公共服务空间错配是产生留守儿童问题主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66.2%，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后者指户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
如今这两者中间相差19%，意味着有大量的外来常住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镇化的现代公共服务。
陆铭教授说道：“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财政支出。而对公共服务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来配置，就导致了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成为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承担了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要责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动儿童入学，都会增加一份经济负担。
以2022年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小学、初中分别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则分别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国平均水平，也分别达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当然中央财政也会对各省份予以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但这个保障水平并不高。
按照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里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中西部小学是每人600元，东部则是每人650元，属于杯水车薪。
除了经济负担，学校的公共教育服务短缺也是个重要问题。
“在政策上应大量建设学校，加强学校的供应。”陆铭教授认为，“边际增量的财政投入要倾斜到学校建设上。”
而在资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层面对于教育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随人口流动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过去将很多资源配置在外来人口的户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在去年，户口迁移政策已经全面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300万人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序放宽。
东部地区除极少数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首府）城市外，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至少在未来，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解决孩子入学门槛这一块，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我打算未来攒点钱在县城买个小房子，让我爸妈和孩子从村里搬到县里，这样即便我们不能带他去深圳，他也能在县里享受到不错的教育。”何云也说出了自己解决孩子未来教育问题的办法。
另一批“互联网原住民”
从宏观上讨论的留守儿童群体，落在具体微观里，却是沉默的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