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先后强行为香港制定《国安法》及《基本法23条》，用以堵塞所谓“国安漏洞”，以确保中共的“执政安全”。资深记者、前《文汇报》驻京代表程翔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直指从两条法例的严苛程度，可以看出中共一早开始惧怕香港，而中共惧怕香港的原因，从历史脉络可以追踪源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利用了香港作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基地，所以共产党核心人物未能摆脱香港将来可能成为颠覆基地的阴影。
资料图：香港，纪念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发生的大屠杀20周年。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徐焰在2018年的一段讲话，形容香港是中国最坏的地方，比台湾更坏，体现了中共党内军政核心一直敌视香港人的真实想法。
徐焰说：“1997年我们接管时，当时分析成分，居民成分是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受港英教育，他有点傲气但对你大陆没什么怨恨。三分之一是最坏的，1949年、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过去的，对你刻骨仇恨（很多人）。再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困难（大饥荒）挨饿，偷渡（到香港），他对你（大陆）印象好得了吗？香港回归之后有个大失误，现在总结一切都不变，不去殖民化怎么行呢？”
程翔与鲁平争论香港能否保留政治城市地位
程翔回忆，这番说话反映出中共领导层一直以来对香港的敌视。早在1986年北京着手制定《基本法》时，已经表达了对香港人的不信任。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副秘书长、《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鲁平向内地草委传达中共高层意见时，就定性“香港只能够是一个经济城市，不能够是一个政治城市”，因为“香港一旦成为政治城市，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程翔当时因为采访工作与鲁平变得谙熟，所以曾经上门找他理论，指出他错误理解香港的存在价值，遭到驳斥。鲁平向程翔表示，“一旦香港变成政治城市，对内而言就会纷争不息，对外而言就会为外国势力提供可乘之机”。
程翔指出，鲁平这个观点几乎是所有他在北京认识的共产党人的共同观点。
当时的共产党人认为，外国势力可借助香港这只“南风窗”将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风吹到大陆，侵蚀内地人民对共产党的统治信心；香港又打着人权、自由和资讯流通的旗号，提醒世人有关中共镇压其人民的真实情况，形成国际社会监察中共的作用。所以，一个自由香港的存在对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构成威胁。
中共曾利用香港作地基地颠覆国民党政权
程翔更认为，中共惧怕香港的成因，从历史脉络可以追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如孙中山推翻北洋政府一样，利用了香港作为颠覆与人民对立的国民党政权的武装重地。如今，北京害怕历史会重演。
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解密了大批地方党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发布的文献。通过阅读这些秘密文献，程翔特别留意到，三十年代“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向中央汇报的工作报告中提及，中共曾经把香港当作其宣传基地、统战基地、组织基地、群众运动基地，以及后勤基地等，协调资金筹集、物资储备和干部培训及输送等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利用香港的自由环境，建立起整个华南地区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根据文献记载，中共自从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之后，在香港成立了第一届广东省委，自此以后，中共的领导机关一直设在香港。
香港曾为中共输送重要军事物资
除此之外，在国共内战期间，香港曾为中共输送重要军事物资。中共通过一条连结上海、香港，以及中央苏区（即跨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接收苏联军火，还把200多个重要领导干部，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送到香港养伤养病；而在日本侵华期间，共产党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挥整个华南地区及海外党组织的事务。
在1947年春天，共产党在香港湾仔举行史称“中共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又称“湾仔会议”）的重要集会，根据中共党史专家曾庆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分析，“湾仔会议”的参与者是中共在整个华南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会议确认了毛泽东“赤色割据”的思想，又制定了一批重要文件，对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程翔指出，从上述历史资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共曾经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其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基地，实行武装割据分裂国土的勾当。正是由于有这个历史经验，中共明白香港成为推翻腐朽政权的潜能，也就十分害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香港的自由来摧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害怕香港的深层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