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荣：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
2023年7月6日，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WAIC）上，现场展示的监视器画面可清楚辨识路人。
人工智能与数据科技今日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正要开启决定我们未来生活与命运的关键时刻。这不仅是在说包含ChatGPT等令人惊艳的人工智能应用，或是Vision Pro所谓空间运算将带来的改变，我们更需要认识到的，其实是日常生活中渐渐无所不在的各类监控科技。
《监控国家：中国全力打造的数位乌托邦，一座不断进化、从上到下集体共构的全景监狱》这本以厚实的调查报导为基础的新书，虽然是以中国为主体，但我认为，却像是向读者递上了一面反思之镜，让我们能即时地（或者，希望不算太迟地）、更警觉地去思量，该选择什么样的科技与未来生活？因此，这篇书评试图向读者们指出：《监控国家》除了是一本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中国作为极权监控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发现，那样被监控的生活其实并不只是远在天边，很有可能也将会是我们的未来生活。
以日常监控治理社会的“中国方案”
本书的故事背景是两位作者笔下维吾尔族人塔依尔（Tahir Hamut Izgil）一家的遭遇。跟着塔依尔的故事，我们几乎经历了中国对于新疆维吾尔族的监控日常，随处可见的警察岗哨及监视录影机、各种数据收集与分类的表格，甚至是不明究理的生物识别数据采集作业。这些日常监控的运作，目的不仅仅在控制当下，更在于控制未来。如同本书第一部的另一要角，前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所说的，他们要做到的是，在威胁出现之前，就先消灭威胁。
透过监控科技来消灭未来威胁，这种看似科幻电影《关键报告》（Minority Report）的情节，其实也正是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警示的，无所不在的监控与数据科技，将会导致一种“确定性的乌托邦”。但不同的是，《监控国家》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看见，中国作为一个极权监控国家，是如何走上这一通往反乌托邦未来之路。或者说，对中国而言，这可能是一条梦想实现之路。
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就任后不久，就清楚地宣示要将人工智能与数据科技视为其国家发展计划的核心。《监控国家》的两位作者，在书中相当贴切地形容了习近平中国大梦的理想未来：
在理想的未来里，只要拥有足够的数据和正确的算法，他们就不必像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其他20世纪的暴君那样，动用暴力来强加自己的意志，而是能像谷歌（Google）的广告商那样，预测要在何时、何种方式，来推动国民按照中共偏好的方式行动，同时也可以抹除异议。中国将不再存在自由或压迫，只会剩下最佳化。（页152）
这种“最佳化”的想像，背后浮现的正是将社会整体看作是可加以设计、改造以及驱动的工程学思维。一方面，两位作者带我们看到，这种社会工程学思维在中国的萌芽，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返回中国的重要科学家钱学森。他在1981年出版的书中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透过其所谓社会控制论的帮助，将“可以被设计成能自动进行自我修正的社会”。其后，钱学森的学生又进一步地将这种工程控制的思维，结合资讯科技的进展，将监控与数据分析带进了中国的治理系统之中。
另一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监控国家》一书的两位作者指出了，这个中国梦实际上也是中国向西方民主社会提出的一种挑战，也就是有别于西方的、关于美好未来的“中国方案”。也因此，《监控国家》带读者看到，中国政府如何致力于监控科技与治理系统的“输出”──例如，华为在乌干达设计的“平安城市”系统。但就如同两位作者主张的，中国政府的目的不见得是要让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的治理模式，而更像是要向全世界展示“这世界除了自由民主之外，还有其他替代方案”。
《监控国家：中国全力打造的数位乌托邦，一座不断进化、从上到下集体共构的全景监狱》，李肇华（Josh Chin）、林和（Liza Lin）著，李易安译，麦田出版
绝非正义与邪恶的单纯对立
甚至，我认为这本书更令人感到冲击、也更值得一读的地方在于，两位作者不单纯是在“揭露中国极权监控的邪恶”。特别是当我们从第8、9章看到，中国的各类监控科技背后不断地有着西方科技公司的影子。像是微处理器大厂英特尔（Intel Corporation）便投资了一家名为东方网力的中国新创，其产品后来被用于新疆的影像监控网络。而思科（Cisco Systems）的网络路由器设备，不仅协助了中国政府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防火墙”，更被用于打击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当然也不用意外，新疆警方用的硬盘是希捷（Seagate）与威腾电子（Western Digital）的产品。
这些西方科技巨头，在面对外界相关质疑时，总以“不知情”、“震惊”等说词试图含混过关，但实际上难以否认的是，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言，当中国这一庞大的市场摆在眼前时，那些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价值，恐怕早已成了营利的必要代价。换言之，这些因着所谓自由的政府与市场制度才得以独立与茁壮的大企业，如今等同于是以助长极权监控的方式，贪婪地赚取大把利润。而这样的作为，恐难令人相信所谓的“西方”还有着任何“正义”。因此，如同两位作者主张的，我们今天面对的，早已不是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的问题。
监控与民主，自由与安全的暧昧张力
本书的尾声回到了塔依尔一家的故事，他们终于克服万难去到了美国，但这却也意味着将走上无法归乡的流亡之路。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家”是安全栖居之所，相对地，自由则源自于空间探索的可能性。然而，实际上更为复杂的是，对于人的基本需求而言，两者从不是二择一的选择题，而是有着暧昧矛盾的张力。换言之，所谓的自由的探索，不可能让人全然舍弃安全的需求；同样地，绝对的安全若要以自由为代价，那必然带来窒息的生活。《监控国家》一书以塔依尔一家的生命故事，带读者看到在监控科技扩张的未来世界中，自由与安全需求的满足将是更难解的问题。
一方面，去到美国的塔依尔逃离了中国极权监控，某种意义上自由了，但无家可归的流亡却必然带来某种不安全的焦虑感。另一方面，流亡的自由却也可能在某一天变得虚假。虽然塔依尔一家可能尚未经历到，但《监控国家》的两位作者已指出，如今，脸部辨识系统也已成为了美国境内警察治理的武器。从九一一事件到COVID-19疫情的爆发，美国（以及其他许多所谓民主国家）正以看似不同的方式，却实际上极为相似地靠向中国。
因此，如同本文开头所说的，我们正面临了人工智能与数据科技将导向何种未来的关键选择时刻，同时，我相信也如同《监控国家》两位作者最后所说的，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就像台湾过去在COVID-19疫情期间已经历过的类似选择：在特殊情境下合理且有效的监控科技，在多大程度、何种条件与程序、以及该由谁能决定，它的持续甚至扩大使用？也许读者们在读完《监控国家》后，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本文由麦田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