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缺乏西方法治，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之政府、司法和商界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得中国律师和客户与西方律师和客户的日常体验和期望截然不同。
中国“红圈”律所大多数带有体制内基因，它们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外所差异巨大。中国律所不但设有党支部，上面还有共产党机构律师协会、法学会等管辖。中共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律所应当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每年都要向共产党控制的司法机关提交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2017年5月13日，保安人员走过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广告牌。（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这让中国律所与其它机构一样，服务于中共的政策。在大陆官媒的报导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律师为中共“海外权益保驾护航”的报导，在法律上支持中共当局反驳西方提出的合理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2019年北京市律师协会要求涉外法律服务“积极参与反倾销、反垄断调查和诉讼”、“提高站位，组织引导律师围绕国家外交工作大局。”
2019年12月8日创始会员85个涉及36个国家地区的“一带一路”律师联盟在广州宣布成立。“红圈”顶级律师事务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所，都曾经获得过“一带一路·健康之路”“一带一路·合规之路”十佳律师事务所等奖项。
中共新华社2019年报导，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已同G20成员、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律所开展合作，该所的“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立3年多来，已在五大洲设立了68个站点。
虞平对大纪元表示，一带一路的概念刚提出来的时候，法律界就跟上去，最早领头做的是中国法学会和中国律师协会，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服务政府的政策，一些律所也参与进去，编写了一带一路国家的法律丛书。
谭耀南表示，中国律所或中国（中共）的法律行业，跟西方法律行业，根本上的差异，就是它跟政府之间的关系。美国的律所和美国律师，根本不理政府的，可是在中国不可能，中国刚好相反。
“西方的律所基本上它有非常强烈的法律约束，还有律师的职业约束，都是非常强烈的，包括对客户的机密跟信息是否保密，如何揭露等等，它有行之百年以上的规范，中国现在到底怎么做，其实不清楚。”
谭耀南举例说，比如客户跟律所或客户跟律师之间的保密义务，到底有没有这一块？还是有什么不同的规范？譬如在一带一路的时候，中国律所跟中国的客户、跟东南亚的一些公司，甚至政府部门服务，到底是不是遵循着像美国律师遵循的那些法规、道德和行业的规范。
“我觉得这一块里面，中国（中共）的法律行业里面始终没有被讲得很清楚，坦白讲外界也不知道。”他说。
谭耀南表示，虽然律师事务所虽然是盈利事业，可是跟其他的盈利事业的属性是不一样，因为律所有极高的约束跟规范，这些约束规范如此强烈，有时会超越了商业需求。“不是说我们是个赚钱的行业，所以给我钱，我就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中国有一些法律，政府可以依法要求企业去配合国家的政策方向，包括外商企业，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适用在律所呢？如果是的话，跟律所本身的保守客户秘密的行业规范，是不是相冲突呢？中国律所作为中国正在扩张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对外界说明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听到他们的说明。”
谭耀南表示，西方的律所在中国运营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可是这条红线维系得非常清楚。同一条线是不是在中国的律所也是适用？“我不知道，必须要去问中国的律所或中国律师协会，他们来做出具体说明，可是我起码我在有限的材料里面，也没有看到这些说明。”
“在中国（中共）政府要求的时候，要提出做出具体的回应、协助等等，这个东西写在中国（中共）法律里面了。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或最大的差异。”他说。
律师示意图。(Fotolia)
律师是一个特殊群体
不过，虞平认为中国律所与中国律师都是高度市场化，其营利结构和业务逻辑不可能让他们与中共走得很近，甚至中国律师就是中共的天敌。
虞平认为，大家不太理解中国律所的营利结构和业务逻辑，它的盈利模式决定他们不需要跟政治发生太多关系。他们靠卖出服务时间才能够生存，多数不太会用政治角度看问题，没有必要没有收益特别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盈利，事务所就要破产了。
“盈利模式就是能带进多少客户，这是最重要的。合伙人的地位取决于你每年的收益是多少，就是一年以后结算营利，合伙人成本减掉以后，剩下来就成了他的，然后他自己去养了团队，给受薪的律师发工资。”
他说，你要看中国律师事务所深层指导就知道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去为了政府的一个意识形态项目在外面去做。因为必须要生存下来，律师的收入都是靠客户，主要还是做合规。
虞平表示，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国营所，现在没有国营所，中国的顶级事务所都不是国营的，都是合伙企业，不是国家拨款。
“律所跟那些国营机构不太一样，没什么统一领导，它是一个个个体组合起来的，讲难听一点就是一麻袋的马铃薯，装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个，倒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律师事务所业务是合伙人会议决定的，合伙人会议怎么决定的？其实利益决定的。”
虞平表示，没有强烈的证据说明这些律师被迫去为了响应政府的要求，去做一带一路。有很多事务所、大的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不做一带一路，他有合规的业务能收更高的钱，绝对不做一带一路。
2022年7月9日（周六），数十名华人于好莱坞星光大道杜比剧场门口声援709律师、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界立建提供）
虞平特别强调，其实如果是看得清楚的话，律师应该是共产党的天敌才对，不管共产党怎么控制他，律师是它的天敌，他不会去维护党，中国的律师是对党的领导是最反感的一个部分，所以共产党也把律师事务所看成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打击律师控制律师。
“他们就直接打压709律师被抓起来很多，几百人全家很多了，另外的话，律师还要去维护私营企业，那些律师都受到很大压力，但是没办法，他的业务就在这里，他收这个钱，就必须去办。”
（大纪元记者江左宜对本文有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