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我母亲在南京的一家医院里拿出一块创可贴。护士们围着看，惊讶不已。
她们说：”西方什么都有”。
当时我们全家来中国探亲，我在上海的亲戚们同样对我们的一口好牙和丰满的体态惊叹不已，更不用说我们对美国洗碗机、冰箱和空调的描述了。伴随着这种随处可见的敬畏，我们也受到了贵宾待遇。
主人拿出一瓶瓶昂贵的橙色苏打水，随意地与昂贵的温啤酒混合在一起。我们不能不喝，就像我们不能不接受政府指派的“向导“一样，他们的工作就是严格监控像我们这样的游客。
不管是不是亲戚，我们都是外国人。
1981年，我回到山东矿业学院教英语，学生都是煤矿工程师，他们准备出国留学，以便带回更安全的采矿技术。我是他们的“外国专家”。因此，我的公寓里不仅有坐式马桶，还有自来水，这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品。
我的管家会在屋顶的大水桶下生火，等火烧好了，就转动浴缸里的水龙头把手。
下课后，我的学生们会把凳子搬到篮球场上，各自面向不同的方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热爱祖国，希望国家强大，对我这样的西方人心存感激。虽然我们是外国人，但我们帮了大忙。
几十年后，中国蓬勃发展。多年来，我曾以教师、访问艺术家和游客的身份多次造访中国，上海酒店的工作人员总是双手、低头和微笑着，将信用卡还给我。
但在中国经济越来越繁荣的时期，据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建筑塔吊都在上海，从原来的稻田里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让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的信用卡开始被单手奉还，接待员几乎没有抬头。
我的亲戚们也不再要求我给他们带美国货了。他们说：”中国什么都有。”
正如许多人自豪地宣称的那样，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是中国的。
今天，很少还能听到这种胜利者的口吻。相反，人们谈论的是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人们仍然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因为上海现在拥有一流的国际化美食和一尘不染的街道。这里有大型的新体育中心，提供网球和桨板运动，还有粉色沙滩的人工海滩。
城市也比过去绿化得多。玉兰树和樱花树随处可见，就连高速公路下的隔离带也进行了绿化。得益于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上海的治安非常好。
然而，在表面之下却潜藏着一种颓废感。在这座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市里，与以前相比，外国人少得奇怪，许多人因为大流行期间的窒息政策、国际公司裁员或其他原因而离开。
服装店空空荡荡，许多其他商店也已关门。南京西路商业区过去人山人海，现在却奇怪地人迹罕至。
对2022年春天为阻止Covid-19病例的激增，在几乎没有时间做准备的情况下被封锁了两个月，上海人仍然而感到愤怒。由于生活必需品短缺，泰诺都是按粒出售。即使是封锁后的政策也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居民走上街头抗议。
但对许多人来说，从李克强总理2014年敦促年轻人自主创业开始，大流行的灾难只是政府一系列失误的开端。这一失误和其他失误，让一批又一批人失去了毕生积蓄，许多中国人现在将经济陷入停滞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和反复无常。
正如一位上海朋友所说的那样，政府把中国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像旋转的汽车一样，引擎停转，车轮锁死。
结果是房地产价格急剧下降且跌势不减，以至于像我朋友的父母这样的老年人，无法卖掉公寓来支付护理或辅助生活费用。他们肯定不是唯一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人。医生们发现自己受到了挤压，许多病人没钱做手术，而商人们则束手无策，不愿在如此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进行投资。
许多大学毕业生面对严峻的就业市场，基本上都辍学了，或者说是“躺平“了。似乎就连在校学生也未能幸免于这种普遍的绝望情绪。正如我采访过的一位老师所说，当社会生病时，孩子们就会付出代价。很多家长都知道自己的孩子因为抑郁而不得不辍学。
当然，所有这一切，西方都是替罪羊。人们说，西方反对中国的崛起，中国最喜欢的另一个敌人日本也是替罪羊，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野蛮侵略和随后对中国的占领至今仍令人愤愤不平。
无论是谁的责任，移民出去的人数都在上升。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过去两年中，每年都有超过31万中国人离开中国，与之前到2019年的十年间平均每年约19.1万人相比，增长了62%。那些有能力出国的上海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出走”，甚至是去像美国这样被官方唾弃的国家。
这并不总是一个好的方案。我的一位朋友在波士顿读了六年研究生后，回到中国定居，她说自己怀念中国家庭生活的温暖。没有人会对在另一个国家立足的困难抱有幻想。在中国，人们都在谈论一个全新的移民阶层，这些女性放弃了高薪职业，陪着她们的孩子来到美国，让他们尽早融入美国社会，最好是在初中或高中阶段。
至于她们牺牲能换来什么成果，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孩子们真的能成为西方人吗？他们会像几十年前的我一样成为外国人吗？
中国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些“躺平“的人并没有睡着。他们在观察，总有一天会站起来。
但与此同时，上海的人们，用他们的话说，只是心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