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第二碑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恒福陵园落成,刘宪平见证立碑过程,了结自己的心愿。(曾莲/大纪元)
5月4日,罹癌11年的逃港知青刘宪平(本名刘国旋)在美国纽约与世长辞,77载峥嵘岁月划上句点。回首沧桑往事,这位“生命斗士”是大时代下的弄潮儿,他的经历,犹如一个年代的缩影,往事不会如烟。
2023年10月29日,刘宪平亲友为罹患肝癌晚期的他举办“生前告别会”。(林丹/大纪元)
一年前,笔者拜访肝癌缠身的刘宪平,聆听他述说生命故事,这位目光炯炯的长者,凭着坚强的意志抗癌逾10年,并为美东树立“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出钱出力。他相信,为逃港死难者竖立纪念碑,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他自己就是亲历者,经过三次惊险偷渡,才与太太陈华美一同来到彼岸的香港,从而有机会记录下自己和身边人经历的一切。
访问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往:“我以前是红卫兵,那时候广州最大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广州兵团,我就是兵团司令。”文革时期轰动一时的学生组织在高峰期达14,000人,看起来是万人之上的“刘司令”,并没有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却沦为阶下囚。
讲起中共对他和身边人的迫害,他有着切身体会:“因为我们是在那种浪潮下走出来的,其实知青偷渡这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那时候没有书读,很乱。”回顾历史,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向毛泽东效忠,支持毛搞“文革”,在被中共利用完毕后一样被抛弃,被开枪镇压。刘宪平续言:“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相信会发生这些事,但就是发生了。所以(中共)‘六四’开枪对我们来说是耳熟能详,就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一讲我就能明白,很好的人体可以卖钱,它一定会这样干,中共就是禽兽。”
2023年3月25日,刘宪平接受大纪元专访,分享《广州文革史手稿》背后故事。(曾莲/大纪元)
文革史手稿失落40年
去年访问期间,刘先生拿出一叠厚厚的文稿递到笔者面前:“我觉得我的事已经做完了,对这个世界我已经无憾。你要了解我文革的经历,我给你看这份材料。”
《广州文革史手稿——从廿一中文革谈起》(下称《文革史手稿》)是手写稿,用化名“子川”撰稿,在1977年在香港完稿。这位当年高中三年级学生,一手组建了广州21中最大的红卫兵学生组织“东方红公社”,同时又发起组建了广州中学造反派最大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广州兵团”,并被推选为司令。
这份手稿曾经在箱底尘封了近40年,直到2018年因做文革研究的谭加洛(阿陀)找到刘做访问才重见天日,变成如今的打印版。如今,这份文稿的手抄原件,阿陀正在进行二次整理,将安排捐献给美国的一间知名大学研究机构,作为文革史的见证。
谈起写稿的契机,刘宪平提到逃到香港后做的第一份工作,在一间大学的研究中心做助理。当时一位犹太人教授对中国的文革史很有兴趣,了解到他在大陆时曾经担任红卫兵领袖,就请他整理自己的经历,作为这位教授研究的一个案例。“教授提议我分析当年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怎样发展起来,这本材料就是我给教授的手稿。”
阿陀今年4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他2013年收到刘宪平手稿时,感动不已,有一种被托孤的沉重。当时刘宪平刚刚被查出肝癌,肿瘤比拳头还大,刘担心自己命已不久,就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一份文件托付给老友。阿陀主动负责手稿校对勘正,他认为,这份手稿是1966至1968年期间广州中学(及广州市)文革舞台权力博弈和权力交替转移过程的原生态回放。作者以亲历者视角,记载了一群广州中学生,在1966年的夏天,当以革命干部子女为首的“红五类”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宣扬“老子英雄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的狂潮中,平民子弟如何利用文革中一度开放自由结社的机会“揭竿造反”,打出红卫兵旗号,组建一支与血统、贵族保守派红卫兵对立的反血统论、造反派红卫兵的全过程。
由中国广州投奔自由逃至香港,后抵达台北的“红卫兵”王朝天(又名季水生)所佩带的东方造反团红卫兵臂章和证章。(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造反派”也被中共欺骗
阿陀分析,当毛认为国、省乃至各级官员被刘、邓控制,自己已大权旁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的时候,就鼓励这些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去反对各级当权派;到文化大革命搞了两三年以后,毛泽东在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自己重掌大权而想结束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造反派”就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甚至入狱,成了替罪羊。其中有的“头头”文革活跃分子,被批斗、逮捕,受到打击。
与此同时,1968年秋天把当年六届中学生大部分赶至农村或农场,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即“上山下乡”,以惩罚的方式将这些过去的“功臣”赶走。刘宪平就是在这个浪潮下入狱,感受到“兔死狗烹”被欺骗的滋味,也让他深深明白文革过程中毛泽东、江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坐监、下乡的过程让他体会到对前途的绝望。广东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临近香港,容易接收到短波资讯,收到海外电台。而且亲友之间消息流通,也让他更加了解对岸香港的情况,从而萌生了逃港的想法。
刘宪平提出,在“大逃港”浪潮下,奋力出逃的人不乏有大量当过“红卫兵”受骗上当的年轻人。“我是坏头头,一定要受一些苦,我坐监的时候,是没有人跟我同仓的,我就一个人在里面坐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当时我担心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那不堪回忆的日子,他谈起来还不寒而栗,在大时代下意气风发的学生,原本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此时感到迷茫和失落。
1966年红卫兵砸掉亨得利牌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两次偷渡失败仍不放弃尝试
从监狱出来后,刘宪平申请去中山坦洲插队务农,因为他的未婚妻在那里,但很快被人发现他的“黑历史”,当地公社不收留他,安排他去广州附近的九佛农场,文革期间对送来监管、劳动改造的人惩罚特别严厉,曾经打死过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镇得住”他。
此时此刻,刘宪平已经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面目,历经文革浩劫,无论是支持中共还是反对中共的人,都是落得被迫害、批斗的下场,他不再相信中共会有任何仁慈的表现,哪怕表面“春风化雨”,实际上是布满了天罗地网诱拐人上当。在九佛农场务农期间,他已经打定主意要逃港。
1972年第一次逃港时,他和未婚妻身穿绿色军衣上了火车,计划来到深圳边境跟朋友会合逃港。“我们对坐,前面有个桌子,摆了两杯茶,当时火车过东莞后,一阵摇晃,桌面上那两杯茶就倒下了,弄湿一地,那时候我的心一沉,感觉到这次必败,意头不好。真的是这样,我们下车时没见到约定的朋友,他当时被生产队一些事情困住了。我们没有人来接应,就引起边防人员怀疑,翻查我们的包,查到带了干粮和一些装备,判断我们是要偷渡,就把我们抓起来,坐了两个月监仓。”
在九佛农场,刘宪平因为文笔好、有礼貌,常常帮在农场下乡的人写信,又送他们烟,跟身边人的关系不错。前期的铺垫让他第一次逃港失败后果没有那么严重,被简单训了几句就过关了。
刘并没有对逃港死心,继续策划第二次逃跑,这次计划是“三人行”,与未婚妻还有一位同伴卢适衡一起走水路,从坦洲出发,走澳门的水域。千辛万苦穿越水域来到澳门边境,上岸时却被一片蚝田阻碍前行,“进入了澳门边境,没想到这里有一大片蚝田,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只是穿普通的波鞋(球鞋)。走蚝田要有特殊的装备,用钢板做鞋底,才不容易被割穿。”刘宪平和未婚妻被困在蚝田中,寸步难行。同伴卢生多次偷渡未果,若今次再不成功,被捕的后果非常严重,他当时奋力跋涉穿越蚝田,终获自由。刘宪平和陈华美没有过蚝田的经验,被困在其中,后来被萄警发现。因为当时澳门并没有收留非法移民的政策,被捉到就会被遣返,两人被带到澳门警局审问,坐了几天“洋监”后被遣返大陆。
第三次偷渡“竹竿”神迹绝处逢生
1975年,刘宪平决定再次逃港,这次的逃港计划足足安排了两年。期间,他与陈华美结了婚,仪式很简单,两家人一起吃了餐饭,两人就结为连理。“当时准备‘起锚’(偷渡),就觉得我们要结婚,到了外面省得麻烦,如果是女朋友没有名分,大家也讲不清楚,就先办结婚。”
有了第一次经过水路的经验,刘宪平一行人在第二次就对路线和天气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当时每天都开收音机听渔讯,每天都会播报涨潮落潮的资讯,这个信息很重要,可以帮到我们计划哪天方便下水,怎样可以借着潮汐情况上岸。这个渔讯我们听了两年。”与此同时,刘宪平还与同伴悄悄准备自制橡皮艇,用医用橡胶帆布等等制作出两个可以吹气的橡皮艇,可以承载五人,有他的太太和另外三个朋友。
这一次仍是从坦洲出发,计划扒艇到澳门去。为了避开边防军,他们绕山路到偏僻的海边。刘称,他们准备了7天的干粮,但是在山区迷路了,走了超过10天:“我们在山里走的时候,到水塘取水,喝的水还有牛屎味,黑夜到农田刮番薯,也有泥味,但是因为肚子饿了,都照样吃,没问题。年轻的时候求生能力真好。”
就这样,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向着有光亮天空的方向行动,他们一行人终于走到了目的地。那时他们已经又累又饿,精疲力竭。到了地图临近下水的海边,顿时傻了眼,原来这个地形是个悬崖!悬崖的下面,才是海路,可以前往澳门。
稳住怦怦跳的心,他们又意外发现在悬崖边上一枝竹竿,应是附近的蚝民上下用的,就这样,他们顺着竹子滑下去到了海边。迎面而来的海风,让刘一行人感到欣喜。当然,这才是冒险的开始。
根据他们了解到的渔讯知识,安排好了落水的时间,在海上航行最初算是顺利,但不久后遇到大风浪,小艇被打翻了。众人纷纷落水,在大家感到绝望之际,意外发现海中央插着一枝竹竿!陈华美感叹:“第二枝竹竿出现,真的是神迹!”他们借助这枝竹竿的力量,帮助将小艇反了上来,一路撑到附近的小岛上,此时的橡皮艇在风浪中折腾穿破了,当时也夜深了,他们决定在小岛上过夜,并补好小艇,准备第二天再出发。
第二日,他们吹涨随身携带的备用艇上路,见到澳门的防波提后,众人欣喜非常,就以为靠岸了,弃艇上了防波提。但他们高兴得太早,到了防波提才知道,这里离澳门当地还差很远一段路。幸好身上还带着之前补好的艇,吹气后还能撑一段时间。当他们重新启航奔向澳门时,在海中突然听到传来马达声,一个快艇停在了他们身边。刘宪平说:“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判断感觉不像是捉我们的水警,谈了几句发现,这艇家是做‘人蛇’生意的,他们收留了我们,带我们去到澳门落脚。”
就这样,刘宪平和太太安全到了澳门,联络到第二次逃难时成功逃脱的卢适衡,卢生帮了他们大忙。后来他们辗转又去到香港,开始了新生活。1977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北斗》杂志,是当时首个逃港红卫兵海外创办的杂志,他和太太加入编辑出版行列,并将自己文革期间的经历撰写发表。
1975年,抵港卒友(逃港者自称“卒友”)于香港鹿颈旅游合照。(刘宪平提供)
1978年,刘宪平以难民身份辗转来到美国,隐姓埋名做起了生意,文革、逃港时所经历的惊涛骇浪,就埋藏在心底的一角。
刘宪平太太执信女中卒友香港合照。(刘宪平提供)
刘宪平和太太赴美第一站——夏威夷。(刘宪平提供)
如今“离港潮”与当年“逃港潮”心情一致
与刘生谈起如今香港人的“离港潮”与当年他们的“逃港潮”,他认为此时港人的心情和当年他们想离开大陆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两批人是同质的,一样是想远离中共,我们当时的‘远离中共’,并没有太多雄心壮志,不是像民运人士那样的想法,就是像安静的过一个平凡人的日子。我相信如今这批,带着孩子离开香港的父母也一样,他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年纪,当时他们选择留在香港,现在这张牌就变成了他们下一代接,他们下一代就要离开香港,我们当年一早选择离开,只是提前做了这个决定。”
新泽西州的恒福陵园。(曾莲/大纪元)
面对轮回的历史,刘宪平最后的心愿,就是尽量收集名单,刻在“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上,用一个个真实的名字和故事代代相传,让历史铭记他们这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