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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女研究生:“卖到嘉峪关的风尘女”

—考上公务员,下一步可能是被裁

终于,外企们跑了,民企们倒了,工作岗位没了。回旋镖扔到了自己头上。于是,青年们只能去跑滴滴、送外卖、当保安,考上以前很多优秀大学生不屑一顾的公务员被说成上岸。 与岸相对的是江湖河海,飘摇不定,前途难卜。站在岸上看水,若风平浪静倒也罢,两者都能相安无事。但若风急浪高,岸上也不保险。水位如果一直涨,没有哪个岸是安全的。 当所有人都想挤进公务员队伍时,你就应该和大多数人背道而驰。

以前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现在嘉峪关也不相信

最近,一名甘肃嘉峪关的选调生,写了一篇题为《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的文章,招来不小的舆论风暴。

武汉大学研究生顾某经过考试,被选调分配到甘肃偏远的嘉峪关市,因为没能留在家乡兰州,加上她认为嘉峪关条件艰苦,因此很不满意。于是她写文章吐槽,还指名道姓指出是“嘉峪关”,称这里条件如何艰苦落后。

“黄沙大风,没有娱乐,甚至找个吃饭的地方都没什么可找的地方。爸爸说,没关系,实在不行之后就辞掉吧。爸爸抱我,还是哭的爸爸衣服湿掉。沙子太大,迷了眼睛才哭。”

“偏远戈壁城市的冬天来的极早,极寒的天气,戴着手套都感觉手痛到没有知觉,冷的头发和睫毛结冰。几乎没有公共交通的城市冬天一下雪出行都困难,有时走在雪地里边走边哭,眼泪很快结冰。”

“火车上总是睡不着,然后觉得自己像黑奴,一车车拉着黑奴去往不同的地方。想着想着又笑出声,我又不黑,我是美女。然后觉得自己像妓女,只不过是出卖自由和灵魂。”

此事特殊之处,在于她把自己“上岸”的前后心路历程事无巨细都写了下来。包括导师跟她说的话,“那边能有什么好的男人能配得上我的学生,我不允许我的学生当野妇”,“你们不会让我的学生一天到晚端茶倒水打扫卫生吧,我学生也有文人风骨,有学术骄傲,一天到晚干这种工作的话那我觉得还是算了”。光这两句话,就至少激怒了中小城市的男人、找不着工作的年轻人、体制内底层工作人员等几个群体。

她的身份本就敏感,文章中又槽点多多,加上现在考公这么热,再有如今大小媒体又缺乏合适题材,几番因素合力,遂成网络热点。

几乎有头有脸的官媒都下场义正辞严批评了顾某,这些文章的观点,我都表示赞同。既然选择了体制内,就要有所思想准备,不能又想享受体制内的好,又吃不了体制内的苦。既要、又要、还要,这种心态,不该出现在一个底层公务员身上。

批评顾某本人,意义不大。不过是一个心性不够的年轻人,错配到了一个不适合她的岗位之后,写了不合时宜的文章,并被媒体有意无意放大。相信这件事,会让她加速成熟,会让她更早明白,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嘉峪关也不相信。

该批评的,官媒们都批评了,我更想谈的是他们没有触及或不敢触及的点——为什么年轻人挤破头考公,为什么现在唯有考公香

咱们确实有学而优则仕的千年传统,但是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至少二十年时间,大约从九二南巡到十年前,进体制内一度不是大学生们的首选,至少不像这些年这么热。外企民企、自主创业,吸引力都曾超过体制内工作。

二十年前,我在广州工作,当时在珠三角,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学习好有出息的就要去做生意,没出息的学渣没出路去当公务员。这种观念,对来自苏北的我,震撼特别大。我在广州效力的第一家报馆,负责勤务杂物的同事,正式职位名称就是“公务员”。

当然,那时,也有很多优秀的名校学生竞相进入媒体。我在的那个办公室,15个同事,约有10人来自北大、复旦、人大、南大、武大、中大等学校。那时媒体环境和今天大不相同,南方系和公知还是褒义词,新闻理想被很多人相信并实践。广州的报纸更是不得了,头版头条可以指名道姓批评某地某部门,报纸评论版文章中,批评市长的也不少见。而被批评的这些地方和官员,心里虽然不痛快,但还是要做做姿态,摆出尊重媒体的样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某大报某部门的一年小金库收入就有两三百万之多。那时,老板们提着钱排着队找报社广告部投广告。九十年代中期,进入羊晚的大学生,很快就能月入五六千。同时期,南方周末的记者月薪一两万的比比皆是。2000年,南方周末记者一个月工资可以在五羊新城购买5平方住房。有南周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该报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

媒体之所以发达,媒体人之所以收入高,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强劲,金主愿意投钱给媒体打广告。外企民企要扩大市场,做强影响,都离不开媒体。媒体之间竞争激烈,优质内容需要优质人才,优质人才要匹配高收入。而体制内,明面的收入向来微薄,根本比不了外企、媒体,以及后来的大厂。人向高处走,年轻人作何选择,不难理解。

九十年代中前期,我老家的县城,治安很乱,到处是惹事生非的年轻人,打架斗殴遍地都是,隔三差五就传出有人被捅死。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社会治安突然就好转了,那些混混们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原来,那时沿海建起了大量工厂,需要大量工人,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去上海、苏南、浙江打工了。有事做,有钱赚,没人愿意做街溜子。

连混混们好好工作都能挣上几千块钱,大学生找份像样的工作就更不愁了,所以在那段时间,考公根本成不了媒体选题。

如果嘉峪关这个选调生的事发生在十年前,估计在网络上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当然,如果在那时,以她的学历和专业,完全可以在北上广深的大厂或外企找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

考公热,也正是从2014年前后开始越来越热。巧合的是,那一年也是外资对中国就业的贡献率达到顶点。2014年,外资企业给中国带来了1600万个就业岗位。民营企业带来的就业岗位更多,中国城镇就业的80%以上、新增就业的90%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

但是,想想这几年舆论是怎么对待外企和民企的?终于,外企们跑了,民企们倒了,工作岗位没了。回旋镖扔到了自己头上。于是,青年们只能去跑滴滴、送外卖、当保安,考上以前很多优秀大学生不屑一顾的公务员被说成上岸。

与岸相对的是江湖河海,飘摇不定,前途难卜。站在岸上看水,若风平浪静倒也罢,两者都能相安无事。但若风急浪高,岸上也不保险。水位如果一直涨,没有哪个岸是安全的。

当所有人都想挤进公务员队伍时,你就应该和大多数人背道而驰。这跟炒股以大妈为风向标是一个道理。公务员自己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纳税人。如果企业普遍不景气,大量人员失业,裁员的铡刀迟早落到公务员头上,尤其是那些没背景又不会来事的基层办事人员。即使一时半会不被裁,收入也会逐年减少,最终让你自己不得不走。这些都不是预测,而是到处正在发生的事实。

不当公务员,那做什么?

时代不同了,以前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未来的主旋律是保命。所以,要有一技之长,不管是理发、修鞋、种地、汽修、烹饪,只要一技在手,不敢说能穿越周期,但起码不会被饿死。

如果可能,尽早向为老人服务的行业转型。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之快之深,是非常惊人的,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机遇。养老院和护理机构,家庭护理和个人护理服务,以及辅助技术和设备行业,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不一定要局限在一地,可以去更广阔的世界看看。中国不缺劳动力,但是很多国家严重缺人。年轻人学习能力强,花点时间学一门外语,掌握一门手艺,找机会可以出国闯一闯。外面的世界也不容易,但是再难,也不会比我们的祖先下南洋、闯金山更难。如果真的走投无路,不妨换个环境试试。

今天的岸,说不定会沉到明天的水底,这种事历史上不知发生多少次。所以,上一个漂浮不定的岸,不如把自己变成岸。只要能看得懂风向,踩得住潮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有没有岸又有什么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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