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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平:商业欺诈是中共政府的监管失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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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红博主“狂飙兄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鲜蔬菜直销市场买海鲜时遭遇“鬼称”,他买了1200多克的爬爬虾,用自带称一称,发现足足少了半斤,也就是250克,缺斤少两比率高达20.6%。他立即向女摊主讨要说法,谁知该女子非但不认错道歉、补足斤两,反而十分嚣张,怒斥博主并动手抢夺他手中的爬爬虾。周围的其他商户也一起为该女摊主站台,纷纷指责“狂飙兄弟”故意来市场捣乱。看到这段视频,以后谁还敢说中国人不齐心,我就要骂他没有见识了。

被宰的博主“狂飙兄弟”只好去市场管理办公室投诉。管理人员一开口就要求他删除手机里的视频,博主不从,管理人员就动手抢夺了他的手机,又动手去抢夺摄像师的手机,吓得博主和摄像师落荒而逃。谁知市场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那是极其的负责任,居然在大街上追了他们两公里!

市场管理人员要求博主删除手机视频(图片来自网络)

事件曝光后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该市场所属的连云港市海州区政府立即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取缔了女摊主在该市场的经营资格,公安机关对抢夺手机的那个曹姓管理人员以涉嫌受贿罪立案调查。同时,曹姓管理人员所属的公司也发布了声明,称曹某的所作所为全属个人行为,公司没有指使,事前并不知情。

假如没有舆论压力,无论是公司还是地方政府都不会主动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事情其实见怪不怪,说明中国的政府在保障市场公平上有失职,而监督政府的机制也几乎是失灵状态。

由于利益的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政府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和解决这些矛盾,并被赋予相应的权力。这又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怎么才能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因为行使权力的政府官员也有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处理矛盾的时候如果他为了个人利益不能秉持公正,这就会导致监管形同虚设,政府的存在不但不能有效预防和解决矛盾,反而使政府也成为人民痛恨的对象。专制政权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由上级政府监督下级政府,但上级政府的官员也可能腐败,这就需要在上级机关上面再设立一个监督它的上级机关。如此下去,最后的监督权一定会上溯到最高统治者身上。

可是如果最高统治者也腐败了怎么办?因此专制主义不是一个科学的政治制度,可是它的拥趸却用“国王永远不会犯错”这样的臆断来掩饰他们逻辑思维能力上的不足。“国王永远不会犯错”是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用语,在中国,这句话被共产党创造性地修改成了“中国共产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人民戏谑地把它简称为“伟光正”。

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公民的权利,因此法律必须具有效力,法律如果没有效力,就不可能实现它的目的。法律的效力与惩罚力度和监督效率都成正比。而犯罪率和法律效力成反比。通常情况下,惩罚力度越大,监督效率越高,则法律越有效力,犯罪率就会越低;反之,惩罚力度越小,监督效率越低,则法律越没有效力,犯罪率就会越高。惩罚力度很大但监督效率很低,或者监督效率很高但惩罚力度很小,都会使法律效力大打折扣。惩罚力度被事先规定在法律文本里,它是由立法机关(在中国叫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加以规定的。监督效率没法用法律来明确规定,它与法律对职务犯罪的惩罚力度有关,也与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手段有关。如果法律由政府官员自己来制定,那么对职务犯罪的惩罚就一定会很轻,如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经常受到禁言、删帖、封号、喝茶、截访、跨省、被精神病之类的侵犯,监督效率也就不可能高得了,而职务犯罪率就会很高。正因为如此,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成为中国的普遍现象。

西方民主国家防止政府官员制定法律的措施之一就是政府官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这就把法律问题转变成了政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把中共的一党专制改变为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所谓的法治就只能是一个笑话。

具体到对市场公平的监管,科学的监管原理应该是这样的:

1,经营者。人民享有经营自由权,但决不允许实施商业欺诈,一旦发现商业欺诈,违法者不仅会受到行政处分,比如没收非法收入、对公司的惩罚性罚款、当事人记入失信人员黑名单,而且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还会受到刑事处罚。

笔者建议,第二次被发现商业欺诈,除了接受前述行政惩罚外,因为其道德不适合从事商业活动,其经营自由权也将被依法剥夺,N年内禁止经商(禁止经商年限N由立法机关规定,视实施后的法律效力情况可以进行修改,最长可以终身禁止经商。)如果经营者不是小商贩而是公司行为,要处以惩罚性的高额罚款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2,基层执法者。基层执法者指的是直接监督经营者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本文提到的这个案例中,连云港这个市场政府并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开展执法工作,而是由承包该市场的公司代理了政府的执法职能,公司再把执法责任分派给具体的工作人员。所以,在市场直接负责执法工作的公司员工就是基层执法者。更广泛的场合,城管是典型的基础执法者。

3,一级监管者。一级监管者指的是直接监督基层执法者的人。在连云港一案中,承包海鲜蔬菜市场的公司就是一级监管者。一级监管者对基层执法者的行为负有领导和监督责任,因此有义务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和日常检察,所有员工必须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规定,经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一级监管者应该经常对员工进行抽查和暗访,发现存在不符合要求的行为时就应该及时纠正。为了让员工能够认真履行职责,一级监管者应该制定相关的奖惩制度,对所发现的具有不符合行为要求的员工实施相应的惩罚。这是内部监督。

基层执法者其实是代表其所在的单位,也就是一级监管者直接管理市场秩序。基层执法者的失职等同于一级监管者的失职。

4,二级监管者。二级监管者指的是对一级监管者实施监督的机关。本案中海州区工商管理部门就是二级监管者,负责监督市场承包公司的行为。既然二级监管者要把市场的执法权委托给公司,那么它就有义务制定市场准入标准、培训公司的监管能力、审查公司的承包资格、监督公司的日常行为。如果二级监管者在市场的抽查或暗访中发现了问题,就应该处理一级监管者。这叫行政监督。

本案中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海州区联合调查组只处理了员工和女摊主,而对公司不闻不问,这正是公司平时放任员工包庇商贩的根本原因。正确的做法是海州区政府的工商管理部门应该终止该公司的承包合同,取消该公司在整个海州区的市场承包资格。至少应该处以罚款并重新审查其资质。

5,三级监管者。三级监管者指的是对二级监管者实施监管的上级机关,也就是连云港市政府。在民主制度下这是终极监督,因为市长属于民选官员,他直接接受选民的监督。如果整个城市商业秩序混乱,商业欺诈现象严重,选民一定会通过选票让市长下台,因此市长就有接受市民举报的积极性,受害人就没有必要去北京上访。如果二级监管者没有正确处理并引起重要后果,理论上也应该算是一种失职,应该受到三级监管者的惩戒。

6,消费者监督。消费者是上述所有监管机制的保护对象,消费者监督相当于民众监督政府。如果体制内的监管真正发挥了作用,消费者监督这道最后的机制可能就用不着启动了。消费者有权向任何一级监管者进行举报,不存在越级的限制。如果他直接向市政府举报,那么查实后区政府及以下的监管领导都应该被追究责任,因为越级举报本身已经说明举报人根本就不信任下级监管机关了。如果公民权利受到尊重,那么对举报人恶语相向,抢举报人的手机,甚至殴打举报人,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生。今天我们看到的消费者权利不被尊重,反映的是公民权利被漠视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又是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治权利缺失造成的。

如果建立了上述完善的监督机制,基层执法者的表现就会大不相同。本案中,当作为消费者的“狂飙兄弟”去市场管理办公室举报实施欺诈的女摊主时,管理市场的员工会想方设法把事态控制在市场内部加以解决,争取用公司内部监管程序来解决问题。这样,既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资格,自己也因为秉公执法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不会受到任何问责。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敢肆无忌惮地去抢夺举报人的手机,以图销毁证据。

由于中国的一党专制,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遭受着严重的打压,绝大部分欺诈事件都可以通过对受害人的打压予以平息。即使事情闹大了,一级监管者和二级监管者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久而久之,基层执法者就养成了打压举报人的习惯。就在连云港市海鲜市场欺诈事件曝光后不久,南京市一生鲜市场也曝出了同样的丑闻,作为基层执法者的市场管理人员直接就叫举报人滚出去,并抢过举报人的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嘴里还叫嚣着说:“大不了我赔你一个手机。”这个市场管理人员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公私产物罪”和刑法第307条“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举报人这时不得不打电话报警了。警察来了以后,不但不追究市场管理人员的责任,反而指责举报人说:“你买鱼就买鱼,拍视频干什么!”面对这样的层层包庇,消费者还能指望谁来主持公道?商业欺诈又怎么可能杜绝呢?

由于对权力的监管基本上失控,中国的商业欺诈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了,菜市场短秤和餐馆使用地沟油这些小商贩的个人商业欺诈已是众所周知,就是包括央企在内的大型企业也加入了商业欺诈的行列:加油站用专门软件偷油、电网公司用高速电表收电费、燃气公司用高速气表收燃气费、上市公司普遍财务造假,等等,不胜枚举。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赶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吧,还权于民、还政于民,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这一切令人恶心的现象!

图片来源:china.com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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