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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高考,你只看这篇文章就够了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里,聚集了中国科教圈最顶级的大佬们。

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科院……都来了人。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位。

他们在举行一场会谈,主持人是邓公。

至于谈什么,这些大佬还不知道。直到邓公开口说:科技、教育荒芜一片,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和要求。

刚经历了一个十年,大家都体验过话多的下场。现场30多人,没一个敢吭声。

相互推让一番后,大家一致同意,谁年龄大谁先说。

已经80岁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开口就是一番检讨:

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邓公皱了皱眉,知道这么说不对。

第二个发言的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站起来,略带委屈地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

邓公当即说,给苏老配备助手。

大家明白了,这个会是解决问题的。

接下来的四天里,这个会开成了诉苦会。

这场会议,以邓公的一句话收尾。它改变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命运。

今年恢复高考,否则又耽误一代人。

全体代表听到这句话,纷纷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务员一起鼓起了掌。掌声长达五分钟。

01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个全国考试,而是先选了个试点。在广西的百色,搞了个单独高考。

理由是,这里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暴露问题更加彻底。反正跟百色起义没关系。

效果相当的好。

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

本人擅长解放台湾。

这给了其他省份一个启示:出卷的时候,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出的题要让大家都能写上两笔。

于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

我大河南省的语文试卷,出了个命题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题。

但大河南的老乡也是真实在。有位学生写道:

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连毛主席纪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写得很好,提笔即答,一气呵成,把自己都给写哭了。果然有当诗人的气质。

这篇作文在当时被当作全地区的范文,但没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

结果,郭小林报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没考上。原本分数线只有150,但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分数线要250,他考了240多。从此与大学无缘。

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最早的一次年龄歧视。似乎在说,人到中年,就只配个250。

弗兰的作文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一位考生真情实感地把她爱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对方未作响应,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进医院的过程,写了下来。

出题老师卒。

而另一位考生,在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诗:

万恶四人帮,

该打八亿枪。

要是允许打,

我开第一枪。

如此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诗,想必判卷老师拍案叫绝。就这样,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学院升大学,他成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

同样是弗兰,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就给老师留言:

敬爱的老师,我是江家桥(不是江大桥)学校毕业的,我们那里从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数学(sin cos)。

辽宁语文试卷的一道古文翻译题,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有考生翻译:

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语文题还能胡诌,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是汉译英:

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两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

不知道出题老师是不是照着毛选英文版出的。

有个姓易的考生,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插队。凌晨四点,他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后才出发去考场。这段话说的简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过写出来也没用,这一年除非报考外语专业,不然英语不计入总成绩。最后他考进了北大经济系,去年当上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在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

为了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中规定:录取学生时,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不管他们第一志愿填的是啥。

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的一位考生,原本想着读师范不要钱,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结果却被第二志愿的北大录取了,读了法律系。

这位考生姓李,后来当过俺河南的省长。

02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开始实行统一考试。

这时,我大河南的学霸属性还没有表现出来,在统一命题的条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当时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幸福。时至今日,河南的985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N,一本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M。

N和M分别是多少,我不敢说,怕自己哭出来。

这年河南的文科状元姓刘,考进了北大,后来写了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

他曾经这么大言不惭地描述自己考试时,往大腿上写小抄的场景:

我因为当时从部队回来,穿的是军裤,然后我把裤子扒起来,有多少东西都可以,整个的世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什么其他都可以,一个腿难道还承受不了?

刘状元被录取的中文系,是当时最火的专业。

那两年,文史哲堪称文科状元的收割机,享受优先录取的特权。中文系里的文学和新闻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走在校园里脸都朝天看。

相反,最后一批挑档案的,是财经院校。

有个姓肖的湖南考生,当年高考志愿报的也是中文系,结果被数学拖后腿,调剂到了金融专业。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毕竟,这时距离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还有12年。离他当上证监会主席,被编排进各种段子和漫画,还有足足35年。

鉴于当时大学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制度,没有一点就业压力。77级北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70多个学生,一个人可以填8个志愿,横扫央广到纪委。

被分配到某工厂的一个同学,报到第一天被组织部负责人单独留下来,对方拿出一沓彩色照片,冲他说:

这是中层以上干部的女儿,你觉得谁合适我去给你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语从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样了。

这年的高考,英语开始计入其他专业的总成绩,先是按10%算,之后30%、50%、70%,逐年增加。

外语专业英语的分数线也一年比一年高,有个倒霉蛋就正赶上了这个过程,竟连续考了三年。

第一次高考,他报考了常熟师专英语系。英语考了33分,结果分数线是38分。

第二次,他英语考了55分,刚要大喜过望,一看分数线涨到了60分。

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语考了95分,终于过了,被北大西语系录取。

不过此时的他还想不到:

英语不是坑,是风口,而自己就是马上要起飞的那头猪。

他大三这年,英语按100%计入高考总成绩,自费留学政策完全放开,托福考试被引入了中国。

而他,淘到了教中国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俞敏洪一样高考了三次的,还有一位看不上钱只想当老师的马同学,后来被尊称为马爸爸。

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为待遇太低,教师专业相当被冷落,好多都降分录取,仍然没有招满。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连老师都当不了,只能数钱了。

因为这事,山东一位高中老师给人民日报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专版上,题目叫《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

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总占招生名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这说明,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的提高。

这封信被一位领导人看到,做出批示:

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

后四个字请自行重复一遍。

于是,当年就有规定,师范类学校可以提前调档。它们突然就有了当年北大那样的特权。

于是,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比如北京55中有个女生,高考时填了十个专业,第一个是北大中文系,最后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

结果,这所她最不想去的学校直接跳过了前九个志愿,把她择走了。开学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学,未果。

后来,她不甘心地当了多年教师,终于进央视当了主持人。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工商银行的成立,外加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形成,让整个银行业突然变成了一片人才洼地。

只要是财经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会被银行、审计等行业迅速瓜分。既有编制,又有高薪。

有学生为了进财经专业,宁愿读专科。一些财经类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最后比本科都高。

不信你看。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8字路口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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