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
二十五年过去了，政府或许真如他们所说，“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样地，我们也把耻辱纹在了自己的身上。
（二之一/本文发于2014年6月8日）
我只见过王丹一次，印象就和文字上看来的一样，温和而善良，所以我大概能够理解他对柴玲的态度。当初大家传闻柴玲贪生怕死，早早逃离广场；王丹以亲身经历为证，愤怒地替她辩护。后来柴玲说自己原谅了杀人的军队，以及李鹏和邓小平；王丹也只不过说她这番话“不能代表广大的八九同学”而已。然后今年，柴玲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丁子霖女士，惹人非议；王丹则说他尊重柴玲的立场，“我想，她选择公开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内心吧”。或许就因为王丹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于是他愿意以老朋友的角度去看待柴玲，用最大限度的同情和善意来理解她那些古怪而紊乱的言语，而不只是把她当成一个与己无关的公众人物。对他而言，问题可能是当一个曾经与你共患难的故人，渐渐变得你不认识甚至不认同的时候，你该如何处理此中的矛盾，又该怎样面对你俩的关系。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六四抛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把六四看成一个是非分明的事情，同时我又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认识的人竟然在这最基础的是非判断上头和自己相差得那么远；我该怎么办？又能够怎么办呢？
比这个问题还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后，每一个中国人如何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查建英在〈国家的敌人〉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头写道：“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像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耻辱，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后，我们就生活在耻辱之中。你所反对的，不只没有消散，反而大获全胜，它强大到了一个你连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现实，甚至成为你呼吸的空气；而你却不能说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国家的敌人〉，查建英的《弄潮儿》还有一篇〈北大！北大！〉，里头说了陈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场关于京城的文化研讨会里，他谈到六四那天一个逃命的男人，谈到这名男子在当天黎明所听见的北京的声音，然后“会场死一般寂静，讲完后片刻，一切仿佛停止了呼吸。忽然间掌声四起，经久不息。会议主办者数度试图说话，但听众们，主要是学生们以及为数不多的教员们，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后来一个杂志编辑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们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后就结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简单的“装”，每当见人用这样的字眼去形容陈丹青，我都觉得十分突兀。因为陈丹青是我会非常骄傲地去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种人，因为他有罕见的真诚。但他们如此评价陈丹青，我又一点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开场合说过这类真诚的实话（例如在文化部部长面前谈论政府如何毁灭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评他“做秀”，仿佛只有行礼如仪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装”。不要说他，即使胆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园演讲谈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责“做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陈丹青告诉查建英：“他们并不是不喜欢我说的话，我想他们是不喜欢他们自己，不喜欢使他们‘不能’说出我所说的话的那个环境。”“其实我们都很可怜，大家都得吃这碗饭。”然而，一个人很难长期地不喜欢自己，二十五年并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一个人必须学懂与自己“和解”。前几年，戴晴倡议“和解”，呼吁政府与民间一起放下；是一时热话。我一直关心的却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是怎样与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够一直忍受屈辱；与我们平常骂人骂得那么容易的情况相反，很少人能够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没良心”；大部分人都会试图调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让良知迁就现实，另一方面则换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使矛盾缩窄，使良心妥当。经过一番内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个新的立足点。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陈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装”。
每个人都“和解”了，但每个人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曾经站在广场上的人，今天真的选择相信自己当年是“被人误导”。有些曾经在运动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发现慷慨激昂原来才是悲剧的原因。有些曾经誓言永不忘记的人，今天明白了历史长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观放下。有些曾经在声明上头联署的人，今天了解到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经渴盼变革的速来，今天踏实地知晓了一切都得慢慢来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