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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开心有啥用” 中国中产子女逃离国际学校

2020年后,学校开始出现变数。大量外教如潮水般退去,“那两三年走了十多个”。原本应有外教负责的英文、体育等课程,只剩下中国面孔。这种震荡,蔓延到学校的管理层,校长也离开了。“上课方式变了,学校理念都变了”。

Kary曾经以为,让孩子去读国际学校,就可以逃过“教育的军备竞赛”。

kary和丈夫都是中职毕业。她排斥填鸭式教育,也深知学历不是人生的全部。于是在2021年,她抱着“快乐学习”的想法,将儿子送进广东省排名第二的国际学校。

伴随一大笔资金下注,他们希望并相信,国际教育能提供一个更轻松的学习环境,让孩子自由呼吸、尽情探索,无需担心那令人喘不过气的竞争和压力。

儿子的校园生活确实轻松。相较于成绩,学校开办的IB课程体系更注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软性技能培养。每天各种活动,一会儿去插秧,一会儿去动物园探索,下午4点半放学,晚上8点半睡觉。

她知道学生们不是单纯地出去“玩”。他们带着问题探索,活动结束后还会有相应的作业。儿子很有“学霸”范儿,总是做得又快又好。

可是,让她在意的是,当儿子结束作业开始玩耍,别的孩子转头就去上补习班。

“无论是在公立学校还是国际学校,只要想读名校,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躺平。”去年夏天,儿子就读三年级时,kary又带他逃离了国际学校。

Kary的理念幻灭并非个例。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国际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在这场教育马拉松里,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相似的配方。

01 “光开心,有啥用?”

若要用一个词总结女儿就读国际学校的经历,夏恬大概会选择“开心”。一个小时的采访中,这个词出现了不下20次。

然而,正是因为“读得太开心”,夏恬决心把女儿转到公立学校。

起初,国际学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她不打算让女儿挤高考独木桥,头顶的升学压力并不大,学习上似乎不需要太大成就。

结婚后,夏恬随丈夫去往日本生活。因为丈夫是日本人,加之幼时的文化环境,女儿不擅长中文,她常因此苦恼。恰巧,丈夫工作调动,一家人回到中国。一所双语国际学校能让女儿更适应环境,并学习中文。

同时,她无需担心可能会令“中产返贫”的高昂学费。丈夫的工作单位提供国际学校免学费的福利,一年十几万元的学费不在话下,甚至可以一路免费读完高中。

在主打快乐教育的国际学校里,“快乐”是许多家长的共识。2020年,夏恬女儿就读一年级。低年级的课堂设置简单,下课很早,作业很少。女儿读得轻松快乐,成绩却一塌糊涂。

对于这批成绩落后的孩子,老师不会施加太大压力。本就不擅长中文的女儿,汉字写得歪七扭八,作业不会写,老师并不会强行纠正。当成绩大幅下滑,她没有等到老师的联系,“老师的状态就是学生开心就好”。

国际学校特有的松弛,投射在夏恬女儿身上,变成纯然不上心的学习态度。有时,取得了普遍为“C”的成绩评定,女儿依旧笑得一脸灿烂,“没什么焦虑,没什么想法”。

女儿成绩差,老师无动于衷,徒有父母在干着急。作为经历过应试教育的中国家长,她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忽视内心深处对主科成绩的重视。

她期待通过“快乐教育”,培养孩子的个性和技能,亦收获一个看得过去的主科成绩。可女儿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女儿性格活泼,是夏恬眼中“需要盯着”的那类孩子。没了约束,就像匹脱缰的野马,自由散漫,“怎么舒服怎么来”。她担心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孩子会变得懒惰,没了向上的动力。

“快乐学习是两个词,现在学校只提供快乐,学习部分我没看到很多。”李昕有相同的看法。

疫情期间,李昕夫妇带女儿回国。因外籍身份,女儿没能入读公立学校,去了北京第一梯队的国际学校。

“北京公立很难进,反而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钱就能进。”国际学校的特性,注定产生了一批顺其自然的“佛系”家庭。他们家境富裕,有钱给孩子托底,心思大多不在学习上。

这无疑加剧了学校生源的差异性。一年级的课程对女儿来说太过简单,有的学生却连加减法都没能掌握。

李昕和丈夫均是清北出身。经历过题海战术的这批人,感受过学历带来的红利,深知个人努力的价值。在国际学校,她似乎很难找到同频的家长。家长们的聚会,她会刻意避开谈论孩子们的成绩。

“这种氛围久了,我担心孩子会不会就自满了?还有没有自驱力?”强烈的撕裂感拉扯着她。她可以保证女儿未来的生活“衣食无忧有房有车”,但她不允许女儿甘于此,“在我们家,不努力是不可以的”。

家长们不否认国际学校带来的众多好处。如夏恬看到了女儿身上闪耀的个性,开朗自信,富有正义感。可是,面对汹涌的教育洪流,“你光开心,光正义阳光自信,有啥用?”

02 教师“大换脸”

米朵偏爱国际学校充盈着的“快乐”。可当外教一个个离开,她忍不住思考,国际学校还有什么优势?

国际学校曾是米朵心目中的“最优选”。她希望孩子不磨损个性,飞向那片不受应试教育桎梏的蓝天。因此,从幼儿园起,儿子便被送进外籍子女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学生在一起学习交流/图源:视觉中国

彼时,那所学校有大量外教,提供跟公立学校不一样的课程,是她所期盼的鼓励式教育。在那里,儿子自信阳光,似乎不需要爬到塔尖,也能闪闪发光。

然而,2020年后,学校开始出现变数。大量外教如潮水般退去,“那两三年走了十多个”。

原本应有外教负责的英文、体育等课程,只剩下中国面孔。这种震荡,蔓延到学校的管理层,校长也离开了。“上课方式变了,学校理念都变了”,她说。

在国际学校,师资是许多家长眼里的重要资产。他们认为,一位专业、优秀的外教,能提供更为纯正的全英授课环境和多元化的课堂氛围。“好外教”常被视为提高孩子英语水平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孩子未来的升学。

根据2022年《国际化教育家庭调研报告》显示,有15%的家长认为“如果国际化学校没了外教,不如回归体制内”,27%的家长对外教流失表示“很担心,甚至因为外教问题想换其他国际化学校”。

外教是国际学校吸引米朵的最大亮点。不断流失的外教,让她认为国际学校逐渐丧失优势,“好多课都上不了。”

前几年,外教招聘市场一度陷入“无序繁荣”。一部分资质不明朗的外教涌入国际学校和培训机构,“黑外教”成为许多家庭的噩梦。

对此,2020年,教育部制定的《外籍老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外籍教师需要由教育机构聘任、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当具备从事教育工作所必需的教育资质和技能证书。

两年后,教育部工全力推进《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试行)》的落地实施。更规范的审核管理之下,资质不全、没有签证、存在不良记录的外教被淘汰。

与此同时,受疫情和政策的双重影响,外国人来华签证和许可受到限制,许多外籍教师无法按时回国上课。在部分地区,在华外国人出现了“返乡”潮。一时间,外教供给端资源稀缺。

夏恬同样感受到了国际学校频繁流动的师资。2021年,夏恬女儿升上二年级,学校老师来了个“大换脸”,“语数英的老师全部都走了。”

而快速填补上来的教师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当时,班里来了换了新班主任。在教学过程中,一位学生当众指出了班主任的错误,后者直接甩出一句:关你什么事,管那么多。家长们心生不满。

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希贵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教育首先是关系学,“解决不好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就永远解决不好。”教育关乎老师、家长和孩子三方。

频繁变动的师资注定会影响固有的人际关系网络。教师们来了又去,陌生与熟悉反复出现,好不容易磨合并建立起来的默契和信任,往往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我们去的学校是(当地)最好最完善的,我们学校老师都走了,别的学校走得更多。”米朵决定离开。

2022年,孩子就读四年级时转到公立学校,结束了6年的国际教育。她说,前后选择离开的家长不在少数,当时班级一共25位学生,“(陆续)走了10人”。

疫情之后,中产家庭重新审视教育的价值。师资是一回事,他们开始考虑,一笔支出能否获得同等比例的回报。

夏恬女儿班里的一位学生母亲,曾试图将孩子送到公办学校的老师那里补课,却遭到拒绝。对方一听到学校名称,直言底子太差,没法补。

“交这么多钱,还被嫌弃,肯定不行。”就在那一瞬间,她决定转到公立学校,“不带犹豫的”。

越来越多家长发现,“贵”并不代表“好”。kary同样在乎投出“性价比”。她和丈夫从事抗衰行业,疫情期间收入浮动不大,但也改变了他们的理财理念。

“一开始我们觉得没关系,儿子出国的钱我都准备好了。疫情以后发现,留学生回来工资也没多少。”与其将钱投入到不确定的国际教育中,她更倾向于把钱攒在手里,以更厚实的家底铺垫对未来的安全感,为儿子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

03 教育博弈

曾经,国际学校被视为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后花园”。中产子女远离高考,进入国际学校,按照学校的节奏走,就能轻松收获不错的洋文凭。kary也一度这么以为。

待她回过神来,才发现早已卷入无声的“拼娃”狂潮。挤满了亚洲面孔的国际学校,从来不缺“卷王”。

在国际学校,完成课程作业是最微不足道的学习“起点”。太多家长争分夺秒地为孩子“加餐”补习,甚至是短暂的午休时间,也会被高效利用起来。

双减政策之下,校外大片补习班关停。不过,这难不倒父母。“家长们会动用各种关系,给孩子们在课外有更多学习上的补充。”kary说。

彼时,kary刚生二胎,在郊区上学的儿子只能住宿。她无法像别的家长那样陪同孩子继续学习。她担心孩子会被落下。

kary一家四口/图源:@家有两只吞金兽

尽管国际学校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考试,不以成绩划分学生,没有明确设立排名,学生们其实不直接存在竞争关系。但这不意味着学生之间没有优秀和普通的区别。

kary想起,老师曾告诉家长,“如果只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跟不上就等于差等生,跟得上就等于中等生,跑在老师前面才是优等生。”

天平早已倾斜。优胜劣汰的轮回中,家长们总希望孩子成为“更优”的那一个。

李昕是这场“较量”中的一道缩影。在国际学校,女儿属于“尖子生”,英语排名年级前5%,是学校游泳队一员。校内的EAL(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课程,“每个班只有两三个孩子晋级”,女儿便是其中一个。

这样的成绩令她满意。但她认为,国际学校的教学显然不够。

为此,李昕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一年级的女儿需要上的辅导班覆盖英语、奥数、钢琴和游泳。这是舍取过后的结果。过去,高尔夫、网球、骑马、滑冰等课程,女儿也都尝试过。

她毫不吝啬为女儿的教育进行投资,“学费一年28.8(万元),补课费一个月七八千(元)。”当然,这笔钱对她而言不算负担,“占家庭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如果说我是马云这个阶级,那我可以说,父母就是孩子的眼界。很明显大多数中产并不是,更高的世界还得靠孩子自己。”而她能做的,是为孩子争取更多的资源。

在国际学校读完K班(幼小衔接)后,如今,女儿就读一年级。李昕还在等待转去公办学校的机会。她奔着头部公立学校“更好的资源”而去,“二流、三流公立我们就肯定不转了”。

逃离国际学校后,家长们的目光常投向排名前列的公立学校。例如,kary将儿子转入了当地排名第一的公立学校。这里不是填鸭式教育,没有太多死板的抄写作业,有负责任的老师,甚至还提供网球、棒球、高尔夫球这类选修课。

这是一场更大型的博弈。“如果他小学在国际学校,初中就肯定只能在国际学校,他拼不过公立学生。”kary说。如今,除了校内课程,儿子还额外进行了英语和数学辅导,每年至少3万元。

选择国际学校家长们追求的,是能与公立学生相抗衡的实力,以及能够让孩子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能力。一些时候,公立学校成为“战胜”国际学校的,更有利的选择。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十年寒窗苦读肯定是要的。”夏恬说。

当初就读国际学校的决定,被她归咎于想法“不成熟”,导致“浪费一年半时间”。离开国际学校后,她迅速用各种私教补习填满了女儿的日常。

与同年级学生相比,女儿的成绩落下一大截。语文词汇量不足,数学拓展题不会做,这些都需要额外学习。英语是强项,同样不能放过,得继续保持超前学习的优势。

目前,夏恬女儿转到公立学校已有三年,正就读五年级。周一至周五,是雷打不动的一对一私教辅导。一早出门上课,放学后到老师家学习,晚上10点以后回家是常态。

周末,女儿要上的是声乐课和古筝课,外加两小时的课程辅导,“把一星期里没讲完的,或是不会的,再给她拎一拎”。算下来,一年光补课就得大概15万元。

回到公立学校后,课外辅导通常是家长们的必选。米朵不想鸡娃,也不想卷,但“一个班级50人,40多个人都提前学了,怎么办?”社会裹挟着她做出选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南风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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