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于七月十八日闭幕，会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议”，内容提及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质生产力等口号，并提出将于2029年完成改革任务的目标。
关于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内外学界与媒体已有诸多讨论，重点集中在经济问题与安全建设，在此不作赘述。西方媒体普遍将本次三中全会与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比，认为习近平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更没有提出解决中国经济困境（例如消费不振、资本外流）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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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国家的想法差之远甚
西方媒体习于用西方的理论概念与语意学，来看待中共的政治用语与政策口号。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绝非西方式的“改革”、也绝非西方式的“开放”。邓氏改革的着眼点并非制度良窳与人民福祉，而是共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延续。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绝非西方式的“改革”（reform），而是在统治正当性受到威胁时的“重设”（reset）。1978年邓小平之所以推动改革开放，在于当时的封闭体制已无法因应内外环境的严峻挑战，必须“重设”毛泽东遗留下来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再者，西方媒体在回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每每从经济的角度切入，殊不知对共产党而言，经济只是下层建筑，政治才是上层建筑，经济永远只是为政治服务。对邓小平而言，经济改革只是技术层次问题，如何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才是核心问题。因此邓小平立下了“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政治指导原则，并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底线。相对于经济的表面开放，这种政治层面的根本紧缩，却往往被西方媒体所忽略。
经改可以，政革门都没有
另一个被西方媒体忽略的重要面向，是1991年苏联解体对中共领导阶层的冲击。在中共高层看来，苏联之所以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结构的“改造”（perestroika）与“开放”（glasnost），加上苏联式计划经济政策的失败。因此中共从苏联解体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政治体制绝对不可放松，经济体制可以适度放松，以增强中共统治的绩效正当性，但是维持在陈云式的鸟笼经济控制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的资本来源，主要是来自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资本。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资本大量涌入，结合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全球，为中国累积了大量的外汇资本。2010年代中期起，中国企业进而透过西方资本市场开始进行海外投资并购，以购买关键技术，同时透过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开始寻找新的海外市场与投资标的。多年来西方政治领袖认为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是和平演变中国的唯一途径，然而在中共看来，却是引进西方资本以弱化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终极战略。
二十届三中全会不管提出多少口号、端出多少政策，其背后思维依然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同，依然信奉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依然遵循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最终目标，依然坚持共产党的专政体制。唯一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较为不同的是，习近平认为与西方阵营的斗争已进入下一阶段，因此开始启动中国式的内外战略，对内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则是“中国式全球化”。今年三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在“世界青年大会”接受专访，提出“两类全球化”的概念：西方的与非西方的，主张相较于西方的“小院高墙”，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火车头，即是为“中国式全球化”铺陈理论基础。
中国意图以“两类全球化”抗衡美国
“两类全球化”反映的是美国与中国两大强权的体系竞争基本结构。英国财经咨询顾问公司Capital Economics将全球分为五大区块：美国及其盟友（close allies）、亲美国家（lean towards the US）、不结盟国家（the unaligned）、亲中国家、中国及其盟友。2022年美国、美国盟友及亲美国家占全球GDP的67%，而中国、中国盟友及亲中国家占全球GDP的27%。虽然距离美国群组仍有相当差距，但俨然已形成一股抗衡力量，也形塑中共推动中国式全球化的底气。
关于全球化的现况，学者Steve A. Altman与Caroline R. Bastian于2023年七月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发表The State of Globalization2023专文，文中使用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来分析全球化的现况。研究发现自2016年起，美国与中国在贸易、资本、资讯、人员的双边往来逐年下降，美国对中国的往来自9.3%降至7.3%，中国对美国的往来自17.8%降至14.3%。
然而在此同时，美国盟友及亲美国家并没有减少与中国的往来，同样的中国盟友及亲中国家也没有减少与美国的往来。换言之，虽然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脱钩”（decoupling）趋势确实存在，然而此种现象仅存在于美中双边关系，“区块化”（regionalization）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加速倾向，因而塑造美国与中国在彼此盟友之间的竞争空间。
以此观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背后基本思维，首先是在总体环境确认“东升西降”的态势，在战略上确认“中国式全球化”与“西方式全球化”的斗争路线，在战术上强化“共同富裕”、“国内大循环”与“国进民退”的“中国式现代化”基本方针，并确认上述策略思维均在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与邓小平“四个坚持”的指导方针之下。
面对本次三中全会所反映的两类全球化大趋势，台湾应如何因应？笔者认为除了加速脱离中国式全球化体系、并加速融入西方式全球化体系，已别无他途，只是在过程中必须忍受与中国脱钩所带来的短暂阵痛，例如出口衰退与失业增长。此外，随着美中脱钩的加剧与中国式全球化的兴起，习近平已逐渐排除武力犯台的经济障碍，将武力犯台的外部性成本多数转移至台湾与美国领导的西方民主阵营。目前对台海战争的因应方案主要集中在军事、民防与基础设施层面，如何建立因应危机事态的“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将是下一个值得思考的政策议题。
作者为台湾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