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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因言获罪”的德国学者:习近平治下,中国越发像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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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领导人出了什么事,这当然很可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动荡。中国人现在喜欢把类不测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这个术语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圈非常流行。 这位德国学者说,“黑天鹅事件”总有发生的可能,有时这种改变可能会迅猛到来,出乎所有人意料。 但是,中国的信息匮乏、政治不透明让人们很难预测这个国家正在驶向何方。眼下,世界不得不继续设法与这样一个压迫性政权共存。

杜本:当我去中国时,特别是最近几年,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时会问,你确定吗?确定要这样做?你不担心会出什么事吗?我总是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会被赶出这个国家。

如今,这件事果然发生了。

从中国的座上宾到被踢出中国,对于在吉林大学任教九年的德国人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来说,一切来得很突然。

杜本:我的教学突然被中断了。所有课程被一天天取消。我被通知说,我必须提出辞职。不仅如此,我还得在两个星期内离开中国。

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斗争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2024年5月初,杜本收到美国之音驻欧洲特约记者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请他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访欧洲发表评论。

7日,他从长春回复了这封电子邮件。11日,报道在美国之音网站上刊出。然后,他的麻烦就来了。

杜本:美国之音报道发表的第二天,我当时在北京,我接到学院老师发来的信息。他们说,有人通知他们有这样一篇报道。他们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美国之音是怎么联系上我的。在那一刻,我就预见到可能会有后果。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没想到这个后果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严重。

杜本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他的哪句话触动了 中共当局的神经。这篇名为《习近平访欧结束成果几何?》的报道引述他的话说,“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他还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失败的项目”。

在杜本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出格言论。

杜本:我经常发表批评性言论,或者可以被解读为针对不同政府的批评言论,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政府的。我并不觉得这次发表的评论比以往更严厉。

但显然,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里,他的这番言行是不被容忍的。

杜本:当我第一次被告知必须结束吉林大学的工作,必须离开中国时,是一位同事向我传达的这个消息。

他们派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同事来当信使,告诉我这个决定。他看起来很不自在,但是不得不执行这个任务。

他说,他不能告诉我具体原因,但是这与我的学院、我们系的老师无关。这也不是吉林大学的决定,而是更高级别的部门决定的。

我的同事告诉我,理论上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写一封辞职信,要么可能要走一种很不愉快的程序——涉及到某种形式的纪律听证、纪律委员会。老实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选择。

半小时后,学院党委书记和一名行政人员找到他,向他确认了这个决定。

杜本:他们说,我们没办法,吉林大学也没办法。这不是学校的决定,而是由更高层决定的。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在推卸责任,但我觉得不像,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非常确定的是,不管法律怎么规定,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打赢这场斗争。所以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交出辞呈。他们想让我赶紧交出来。他们说,你能不能今天就交?我推到了第二天。

杜本不想辞职,可是他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和当局找麻烦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

杜本:在这样一个体制里,没人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我只知道,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的处境。他们已经做了明确的决定——我必须离开。

杜本持有中国政府为高级外籍人员颁发的“中国人才签证”(R-签证),有效期至2033年。但是校方告诉他,他必须在5月30前离开中国,没有商量的余地。

交上辞呈后,上级领导没有再和他联络,自然也没有为他举行任何送别仪式,杜本九年的中国教书生涯就这么被画上了句点。

美国之音向吉林大学相关部门提出评论请求,但截至本期节目制作完成前未得到任何回复。

在共产党手下,风险永远存在

再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是杜本告别中国一个月,回到故乡德国后。他也清楚,相比其他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人,自己已经足够幸运。

杜本:我是德国人这件事本身就有帮助,考虑到中国还是非常希望和德国保持积极的关系。如果你是华裔,你的风险会更高。即使你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 中共当局仍然可能对你另眼相看。我们知道很多持外国护照的华裔被逮捕的案例,甚至有时会把他们拘留很长时间。

最终,我能够从这场风波中全身而退,我知道这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我的中国同事却没有这种特权。如果他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会失去工作,甚至可能会更糟。

被迫离开中国这件事并非完全出乎杜本的意料。作为一名政策分析学者,他相当清楚在共产党手下工作的风险。

杜本:我一直都清楚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一直在写文章,以某种形式批评中国的政策。这种事情在中国永远都可能会有后果。

被迫结束工作,离开中国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我所惊讶的是,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如此冲动。

我想如果我处在 中共当局的位置上,我会用更加优雅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就这么突然地取消我的课程,让包括我的学生在内的所有人都看到,我因为几天前的一篇报道被开除了。

这种行为看起来出奇的莽撞,也很不专业。当然,我还是感到难过,因为我必须离开中国,而且很可能是永久地离开。

中国是民主国家吗?

杜本1982年生于德国,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欧洲多个非政府组织工作、执教于英国的大学,也在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2015年,吉林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所的一纸聘书让他搬到长春。

杜本: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中俄关系。过去,我对两国关系中俄罗斯这一方比较熟悉。对我来说,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同样至关重要。中国正越发影响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是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少得惊人。

原本,杜本没打算在中国呆那么久,但他喜欢他的工作,也很喜欢他的中国学生。

杜本:我的中国学生们大都热衷于学业,他们充满好奇心,当然也非常勤奋。他们还很有礼貌。

这些学生也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被禁锢在封闭的防火长城内,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杜本:他们经常使用VPN,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学生都会这样做。但是每当我问起时,他们都会说,对啊,我们知道怎么用。

我记得有一位学生,我认识她好几年了,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对外界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说天安门事件时,她有多么震惊。

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打破中国学生的信息茧房,也让杜本颇有成就感。在吉林大学,他开创了一种讲座和研讨并行的互动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们参与讨论,尽情发问。但有时,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尴尬局面。

杜本:比如有的学生会问,中国是民主国家吗?这当然就变得有点棘手。你要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同时又不会引起周围人的警觉。

记者:你会怎么回答呢?

杜本: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一般会这样回答:democracy这个词的中文怎么说?民主,对吧。我会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没办法准确评估中国是不是民主,因为我不了解这个词汇的全部背景。但是如果我们讨论是英语语境下的民主,这个词有非常具体的含义。如果我们用这个含义去衡量的话,它不适用于中国。

这个问题在课堂上出现过几次。我自己不会主动提起,但是如果被问起,我一般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过去了。

我必须说,学生们本身也相当聪明。他们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敏感性,知道最好不要经常挑起这些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的讨论。

不赞美就是潜在的颠覆

杜本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九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加速集权的九年。中国进入空前打压言论自由,大肆宣扬个人崇拜的“习时代”。

杜本:我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他们被中国安全部门传唤、盘问,要他们交代正在从事的工作,发表的东西。我没遇到这种情况,但我当然知道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

我觉得他们在课堂上讲的东西肯定会引起当局注意。老实说,我的学生中间就有共产党员,或是渴望加入共产党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和他们说,如果听到什么有问题的言论,你们应该汇报。

我想每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可能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在大学教授国际政治,我自然一直都很注意自己在课堂上、会议上的发言。

言论审查的对象当然不止是老师,也包括学生们自己。

杜本:学生们在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时,很多时候,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做研究,然后突然被告知,不行,你不准研究这个题目。后来我去找过学院的老师。我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规矩定得更明确些吗?到底哪些题目是他们不能碰的?这样他们不至于浪费时间。但是没用,从来没有任何规定。

杜本说,中国像是一个黑盒子,没人真正知道红线在哪里。你只能去猜、去摸索,一切都是隐晦的、不可名状的。

杜本:至于红线,它们似乎总是转瞬即逝,始终在变化中。这些年来,红线肯定是收得更紧了,但是人们很难预料,哪些话能说,哪些又会给你惹上麻烦。当然,新疆问题是一个很明显的禁忌。

我也清楚地记得,2017年中共19大以后,当习近平的任期限制显然要被取消时,那时候人们有很多窃窃私语。你可以在学术界听到人们有不满,有担忧,学生们也是如此。但是人们当然意识到这是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在那之后,言论限制变得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红线到底在哪里,不过俄乌战争爆发后,这显然也被看作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在中国,杜本接触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中国学者。有些人百分百忠于党的路线,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也有些人私下里会批评当局的政策,对中国的前景表达忧虑。但是到了公开场合,你永远只能听到一种声音。

杜本:并没有一套明确的指令规定你不能批评领导人之类的,但是从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上人们的发言来看,我的感觉是,无论过去曾有过什么样的批评声音,哪怕是温和的批评,现在都不复存在了。

有些十年前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如今也会引发人们的担忧。大家不知道这些话今天还能不能说。

杜本意识到,当下中国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任何不是直接的赞美,都可能被看作潜在的颠覆。

杜本: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必须歌颂领导人。当然,有那么几次,有人试图试探我说,你难道不想给《环球时报》写点东西吗?我婉言谢绝了。

疫情之后一切都变了

在中国生活的近十年里,杜本也目睹了这个国家其它领域的诸多变化。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但是让他感受更为深刻的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监控日渐加强。

杜本:中国是一个非常专制的体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这种专制通常不会有太强烈的感觉。当局对社会有很多监控、管制。但说到实质上的压迫,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手段。

新冠疫情期间,杜本被强制隔离了四周时间。他也和其他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日复一日的核酸检测和各种人身限制。令他忧虑的是,很多令人窒息的管控措施再也没有取消。

杜本:如果我想从长春去北京,过去我只要用护照买票就好了。现在这一路上,你的护照会被检查很多次。在北京坐地铁时,突然之间你也得出示护照才能买票了,过去不是这样的。更别提所有的电子支付都会被追踪;即使走进校园也要经过面部识别……

这些都让我不再抱有幻想。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控制。当然对于中国公民来说,他们可能不会觉得那么不爽,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便捷地、毫不费力地完成。但是对我而言,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变化。

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几年中,从他的中国学生们身上,杜本也能察觉到失望的情绪。

杜本:我的感觉是,这种变化发生在疫情暴发后。当然在那之后,所有的事都变了。学生们开始变得不那么乐观,不那么理想主义。经济环境明显变得更差了,职业前景也没有以前光明。这是每一个学生都会担忧的问题。我们没法苛责他们,就业肯定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2023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3%。今年,中国又有1179万应届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中国智联招聘平台5月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他们中一半以上工作没有着落。

杜本的不少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学西方。对于这些学生能够学成归来,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并不乐观。

杜本:我相信他们会努力,也相信他们中很多人有能力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做出改变,但是他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让我很担心的是,这个系统会变得越发复杂,越发具有压迫性,越发微观控制民众的生活。

我真地非常希望这些学生、其他中国人,各地的机构、大学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他们面临的挑战。随着时间推移,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希望我能说出一些振奋人心的话,但恐怕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朝鲜化”的中国还有回头路吗?

作为中俄关系学者,杜本过去也曾去俄罗斯调研,如今他不想再踏足那里。眼下,通往中国的桥梁也被截段。在他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变成越来越趋同的两个国家。

杜本: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但是一度,中国似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权力交接和权力分配方面更多呈现出一种集体领导,而不是只关注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非典型的专制政权。

当然,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如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2017年以来,原有的制度、任期限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统统不见了。中国已经暴露出自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专制体制,做的也都是专制体制做的事。

比如,两个国家都注重一人独大的领导人。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需要从普京身上找寻灵感,也许有这个因素。他们二人过从甚密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另一个正在引发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正在“朝鲜化”?两国是否会照搬朝鲜那样极端闭关锁国、专制集权的政策?

杜本:俄罗斯人肯定在谈论这一点。我想一些中国人也在低声讨论这个话题,特别是2017年以后。

中国和朝鲜一直都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政治结构等方面。俄罗斯离(朝鲜)更远一些。但是我认为,俄罗斯现在已经超越了中国,离朝鲜更近,更接近朝鲜式的体系。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我们也不要夸大其词。这中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因为中国的压迫程度不够严重,而是因为朝鲜是个非常极端的独裁政权。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它更加专制独裁。所以这中间还是很大的距离,但是中国在政治上正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施行的铁腕统治让越来越多人开始用“西朝鲜”、“大号朝鲜”讥讽中国在经济、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倒退。中国会沿着“朝鲜化”的道路一路狂奔下去吗?还会出现转变的契机吗?

杜本:契机还是有的,问题是这个契机有多大。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

真正可能带来变化的就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遇到越来越多困难,而且必须是非常严重的困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或4%以下,人们就会要求变革。我觉得不会,这不是由简单的数学公式决定的。

但是杜本同时指出,人们也不必彻底悲观,中国还有另一个改变的契机,这种改变来自于中共内部。

杜本:关键的一点是,习近平创造的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本人。这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体系的命运和这位领导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领导人出了什么事,这当然很可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动荡。中国人现在喜欢把类不测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这个术语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圈非常流行。

这位德国学者说,“黑天鹅事件”总有发生的可能,有时这种改变可能会迅猛到来,出乎所有人意料。

但是,中国的信息匮乏、政治不透明让人们很难预测这个国家正在驶向何方。眼下,世界不得不继续设法与这样一个压迫性政权共存。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美国之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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