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中国在召开期待已久的三中全会,这是一场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会议,旨在讨论经济政策。目前从此次会议中首先浮现出的政策变化之一是提高中国的退休年龄。
这一举措早已亟待解决,但可能已经太迟,无法应对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和人口下降问题。事实上,中国退休年龄政策的曲折演变,反映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政策制定的困难。
中国目前的强制退休年龄实际上有三个,分别是男性60岁,女性干部55岁和女性员工50岁。1951年,这些限制首次生效时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3岁。
中国长期坚持较早的退休年龄,可以通过其几十年来的一个更大担忧来解释:在一个拥有太多人口和太少就业机会的社会中,确保就业的挑战。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剩余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注点。当局特别担心失业的年轻工人,因为他们推动抗议和社会动荡的潜力远远超过街头的愤怒退休人员。
然而,在过去十年里,随着中国人口的变化,延迟退休年龄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中国人口在绝对数量上正在缩减,而工作年龄人口正在更快地减少。这既是由于出生率急剧下降,也是由于中国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现在达到78岁,超过美国。提高退休年龄将增加工作人口的规模,并延长工人向濒临破产的养老金系统缴纳资金的时间。
尽管当局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决心提高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好的信号,表明可能会出台详细政策并加以实施,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关于退休政策变化的公告并未成功。201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将出台一项计划,并将在2017年至2022年实施。但该计划从未发布。政府文件和计划中关于类似改变退休年龄的长期承诺也让人失望。
尽管如此,今年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包含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即当局将密切关注成就,要求在202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之际实现全体会议的目标。
此次实施的另一个原因是,决议的官方语言表明了某种程度的谦逊和认识到这一政策变化并非普遍欢迎。
决议指出,该政策将包括“自愿参与并具有适当的灵活性”。虽然这为政策的最终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这种逐步推进的方式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这一进展太慢,无法应对使其必要的人口压力;正如《财新》指出的那样,假设中国将退休年龄延长到国际标准的65岁左右,这将需要数十年时间。
其次,自愿政策允许人们选择何时退休,这将加剧围绕中国现行养老金和退休政策的某些社会紧张局势,这些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有权势的社会群体。
中国退休年龄的政治与其不平衡、不平等的养老金系统密切相关,该系统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城市职工养老金、农村和城市居民基础养老金,以及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养老金。虽然总体覆盖率很高,但各自的福利差异巨大。政府雇员和公共部门的养老金最为丰厚,平均每月约为6100元人民币(约860美元)。相比之下,2022年城市职工的平均养老金约为3150元人民币(约443美元),而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微薄养老金则仅为205元人民币(不到30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2015年,公共部门退休人员占养老金领取者的2%,但其领取的养老金与占所有退休人员62%的农村养老金领取者相当。
当退休年龄的变化是自愿和渐进时,可能会导致拥有有利可图和较少体力要求工作的人员选择更长时间地继续工作。他们还将领取最丰厚的养老金。相比之下,处于艰苦或辛苦工作的人员将需要更长时间地工作,但领取的养老金却较少。
如果不改变这些养老金系统之间的差异,处于最困难境地的人群——包括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城市工人和农村居民——将在老年时面临微薄的养老金,这将不足以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和医疗保健。官方退休年龄的改变对这些群体来说可能毫无意义,他们将继续像现在一样工作到老年。
最后,退休年龄的变化还将加剧代际冲突。如果现在那些有好工作和高薪的年长工人能够更长时间地保住这些职位,年轻工人将面临更大的失业压力,而目前青年失业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些人还担心,延迟退休将对中国的家庭儿童照顾文化施加压力,尤其是在缺乏良好且负担得起的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情况下,祖父母往往在抚养孙辈中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退休和养老金的变化通常是政治中的“高压线”,即极具争议且难以触碰的议题,因为老年公民更有可能投票并且在阻止政策变化方面更加团结。中国的政策变化阻力则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难以解决。只有时间能证明这次是否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