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因为电影《红日》的热映，没人不知道国军七十四师的。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全军覆没，据说没有一个逃脱，但我的邻居竟然是七十四师的，而且还是一个营长，怎么一回事？
196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家弄堂口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赫然写道：打倒国民党反动军官王某梅（请允许我隐去部分名字，因为他的女儿是我的同学，至今还有往来），名字写得七倒八歪，还在名字上面狠狠地用红笔划了一个大叉。
那个王某梅不就是我家楼下的“王家伯伯”吗，况且上面还写着他现在的住址，不会认错人的。那个王家伯伯竟然是国军七十四师的营长？
打倒王某梅的大标题下是王某梅的简历，后来我又听到不少弄堂里大人们的各种传言，拼凑起来是这样的：他出生于浙江西部仙居县某乡的大户人家，正值国内时局大动荡，他抱着为国为家乡效力的理想，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毕业后，打了几次抗日的大战役，一步一步升迁到了国军七十四师军需营的营长。
我与几个邻居正在看大字报。十几分钟后，一群很是威武的戴着红袖章的工人造反队队员押着王某梅，来到了弄堂口大字报下，批斗会开始了。国军七十四师营长王某梅被造反派反拗着双臂，跪在硬绑绑的弄堂口的水泥地上，跪在一旁还有他的太太，我们弄堂里著名的扬州美女。
弄堂口很是窄小，平时两辆黄鱼车都很难同时通行，现在却要挤一堆人开批斗会。火爆的批斗会现场就在我站的面前半米处展开，我面对面的，那是平时我天天碰到的，很是喜欢我的王家伯伯、王家姆妈呀，我不敢看。
开溜。
那是1966年年底，文革的烈焰如火如荼。那年我正处在开窍与懵懂之间，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就是不用上学读书更不用考试了；学校里平时把我们管得严严实实的老师，或者被打成了反动知识分子，或者不见了踪影，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里去，没人管我了。
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部电影可以让我们津津乐道很长一段时间。电影《红日》风靡一时，《红日》里国军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那英俊豪气的形象，在我们男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孟良崮战役的最后时刻，张灵甫亲自带着部队坚守着最后的阵地，张灵甫手拿着步话机的话筒，呼叫着空中飞机的支援：“01、01，我是灵甫，我是灵甫……轰炸、轰炸……”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男同学拿着喝茶的小搪瓷杯当作话筒，学着呼叫。
王某梅，我们邻居小孩都叫他“王家伯伯”。现在想来那时他也不过五十岁不到的年纪，个子不高，额头很高，头发稀少，平时见到任何人都是满脸堆笑。一个很善良的邻居小老头，你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电影《红日》里，那些残暴血腥的场面产生联想。
我与王家伯伯唯一一次，还留在记忆里的交集，是他邀请我去观看他单位组织的文艺演出，好像是某一年的国庆前夕。
那次演出在正规的剧场进行。前面是唱歌呀，跳舞呀之类的节目，唱什么歌跳什么舞我也不记得了。渐渐地演出进入了高潮，魔术表演开始了，报幕的在一旁说：“下面一个节目是古彩戏法——”，我们那时候都把变魔术叫“变戏法”，古彩戏法就是传统的魔术表演。魔术师身穿宽大的长衫，头戴铜盆帽走到舞台中央，只见他手拿一块彩巾，一个遮挡就变出一朵纸花，又一个遮挡就变出了一只鸽子，还能飞呢。
那古彩戏法魔术师不就是我家楼下的王家伯伯吗，虽然他化妆很浓，我还是认出了他。突然，他灵巧地翻了一个筋斗，身下出现一大盆礼物，是各种各样的水果糖。他把水果糖抛向观众席，演出达到了高潮，王家伯伯他好像发现了我，有意向我多抛了几颗糖。
很多年以后，我想，也只有那个灵巧的筋斗，能证明王家伯伯曾经是黄埔军校的优秀毕业生。
王家伯伯在弄堂口被批斗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什么呢，王家伯伯是七十四师的营长，但他仅是军需营的营长，身上没有背着人命和血债。凭着黄埔军校的学历，凭着远高于常人的精于计算的能力，和八面玲珑的与人打交道的本事；他并没有在孟良崮前线战场冲锋打仗，而是在后方管理军需用品，在上海为部队筹集各种款项。这也是为什么七十四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了，营长王家伯伯却还能活到现在的原因。至于是不是因为与师长张灵甫的关系特别铁，才得以留在后方管理那么重要的军需物质呢，那永远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了。
我小时候的上海市区主要由三拨不同区域的人组成：一拨是浙江人包括宁波人、绍兴人和少数浙西人等，；另一拨是江苏人，人数不少。江苏人以长江为界分成苏南人和苏北人，如果当时称呼某人为“苏北人”，常带有鄙视的意味，但扬州人常常自豪地自我标榜，可能是扬州出美女的缘故吧。还有一拨是广东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提起著名的“永安百货公司”没人不知道吧，老板姓郭，一个大家族，广东人，人数不多名气很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省份的人，人数极少，可以忽略不计了。
有人告诉我，王家伯伯的太太是扬州人，我更相信“扬州出美女”这个说法了：王家姆妈，典型的扬州美女，瓜子脸，修长的身材，隐约可以看出年轻时的婀娜多姿。王家姆妈，弄堂里为数不多的几乎是唯一的，身上还残留着一点点大家贵妇味道的扬州人。
我还记得，王家姆妈永远有着一头烫得隐隐约约的卷发，但家境窘迫没钱去理发店烫头发怎么办呢。据说，她自我发明了用夹煤球用的铁夹子，在煤球炉上烤一下来烫卷发的好办法。王家姆妈平时说话没有一点点扬州口音，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弄堂里看到任何人都是主动打招呼，一脸浅浅的笑，笑得不卑不亢。
自从那次批斗会以后，有一段关于王家姆妈的传说，我记不得是哪个邻居告诉我的，也只能把它归类于传说了：抗战胜利后那几年，有人看到王家姆妈坐在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上，身穿一身当年最时髦的，印有小花朵的齐膝盖长的短旗袍，嘴角上叼着一支女式的“老刀牌”香烟，一副三十年代电影明星的派头。身旁是一身戎装的王家伯伯，前面驾驶座是美式装备的勤务兵。不记得是哪个邻居在一旁插话说，有什么可以神气活现的，你看现在倒霉了伐。语气中满是羡慕妒忌恨。
有时候在后门的自来水龙头旁，有时候在底层的公共厨房间，王家姆妈与我的交集比较多。每次交集都是从同一套台词开始的，王家姆妈微笑着对我说：“某某（我的名字）侬最乖了，我最喜欢侬”。听得我乐颠乐颠的。
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与人说话，从来没人使用“喜欢侬”这一类字眼或者说不习惯使用这一类字眼，我姆妈就从来没有说过“喜欢侬”这三个字，尽管她很喜欢我。但王家姆妈就能把那三个字用得驾轻就熟，无丝毫不适感。难怪我妈妈偶尔听到，回到家里就会略含醋意地对我说，喜欢侬哦，侬骨头轻来。
那个年代，相对于弄堂里一个四类分子来说，七十四师的营长王家伯伯遭遇还算幸运的。那个四类分子是弄堂里家庭妇女李荭金的老公。他，高高的个子，应该有一米八十几，在当年算很高的个子了，人也长得膀大腰圆。平时在弄堂里常能见到他，永远是同一个模样：一手拿着一把竹制扫帚，另一手拿着一个带把的簸箕，在弄堂里打扫卫生；走路干活永远低着头，偶尔说话声音轻轻的，从来不敢抬起头正眼看人。
听邻居说，李荭金老公1949年前是三青团的成员，不知道是1955年还是1957年，他想逃往香港，不知怎么的又被抓了回来，吃了几年官司。释放后，被打成了坏分子（四类分子的一种），也没了工作，每月街道发八元钱生活补助，所谓补助也不是白拿的，你必须在弄堂里打扫卫生，通阴沟扫地清理泔脚缸等等。
时间来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改开开始了，最先来大陆投资的是港商和台商。与李荭金老公一样也是1956年左右离开上海逃往香港的，弄堂里“阿六头”的父亲，人称“小宁波”的从香港回来，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六十岁左右的人了，还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衫一条喇叭口，看得我瞠目结舌；特别是他的儿子“阿六头”从此以后拎着一只四喇叭的录音机，喇叭里放送着“邓丽君的歌曲”，弄堂口走进走出还把声音开到最响，引来邻居无数羡慕的眼光。王家姆妈在一旁喃喃地，似乎在自说自话：“侬看，出去（意思是离开大陆）了，都发啦……”
据说那段时间，有王家伯伯黄埔军校的校友从台湾回上海投资，顺道来看望他了。几个“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见面以后都聊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外人无法知晓。
在我看来那是冰火两重天的体验，人生的关键点一步踏进或者踏出，天差地别啊。但谁又能知道哪个是关键点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编辑。一天有个音乐编辑进科室后，满脸堆笑地向遇到的每一个人分发巧克力，那天又不是什么节日，弄得众人一头雾水，半天后终于搞清楚：他的爸爸从台湾回来了，受到了区政府领导极高的礼遇，希望他爸爸来上海投资。我们众人很奇怪：你，指那个音乐编辑，不是爸爸早没了么。“49年的时候去了台湾，我哪敢对外说呀！”音乐编辑喃喃地耳语道。
那时候上海的住房非常紧张，音乐编辑正在为结婚申请住房。当电台台领导听到此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把最后唯一的那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分配给了他。
感谢我的弟弟妹妹和一些相关的老邻居，帮我指出文中的错误并为我提供不少细节。
2024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