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何予一家本打算带着孩子出门玩耍。傍晚时分,她突然收到丈夫的信息,“今天我们不出去了,在家里待着吧。我不想出去玩,有个孩子去世了。”
她上网查询,得知这是一起极端的袭击案件:当天早晨在深圳蛇口,一位10岁的日本籍孩子在上学途中被刺伤,救治后不幸身亡。
事发后的三天里,令何予感到心痛的是,遇害者是再普通不过的孩子。“伤害一位孩子,这是很不公平的!”何予的丈夫在发给她的信息里写道。
在通报里,人是一个身份、一个标签。而在实际的生活中,“人”是父母们的孩子,楼上楼下的伙伴,或偶然路过的点头之交,鲜活而平常。
深圳日本人学校校门口,事发后被遮挡。
事发:“一起极端事件”
何予在网上看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发布的警情通报。其中提到,“18日8时许,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辖区内发生一起持刀伤害路人警情,致使未成年人沈某受伤”,警方“现场抓获嫌疑人钟某,并第一时间协助120将受伤人员送医院”。
而在事发现场附近,人们试图回忆起当天的经过。
遇害孩子就读的深圳日本人学校,坐落在蛇口“招商国际儿童友好街道”,这条路上有两到三所学校和幼儿园,周围被小区环绕。
临街居民张萍的女儿在附近中学读书。9月18日早晨7时,张萍送女儿上学,看见几个日本人学校的孩子在妈妈们的护送下步行在道路一旁,在距离校门口约200米左右的路段时,有人持刀刺伤了正走在道路最外侧的一名男孩。
事情就发生在几分钟之间。在张萍的回忆里,孩子的母亲倒地痛哭,有人帮忙按住遇袭男孩的伤口,救援人员抵达后,男孩被送往医院抢救。大多数路人被震惊得一时没反应过来。
早上8时不到,上了通宵夜班的便利店员工周欣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她出门张望,看见路边一名女性在哀嚎,身旁是一摊血迹。路边站着几个人,说着她听不懂的日语。
在数位目击者的描述里,案发地与派出所和公安局边检部门距离很近,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8时之后,周欣下班再次路过出事地点,现场已经被警方搭起棚子进行了隔离。
周欣工作的便利店距离事发现场很近,周围散布着一些治安亭。
医疗救治组组长、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麻晓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伤者因伤势过重于19日凌晨1时36分宣告不治。
9月19日晚,中共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答记者问时披露男孩为日本籍,其父母分别为日本公民和中国公民。
截至9月20日晚,深圳日本人学校仍在停课之中,街道重归平静。
另一头,何予和她日本籍的丈夫感到愤怒,心情始终无法平复。“怎么能这样?非常非常伤心。”何予的丈夫说道。
“这是一起极端事件。”何予试图安慰他,自己心里却止不住难受。她也是一位母亲,孩子今年刚满一岁。
孩子:“和我们是一样的“
在蛇口的街道上,带着标签的身份变成了真实的“孩子”。
周欣回忆起曾经来店里光顾过的日本孩子们,“虽然日本孩子中有一些中文说得也不错,但还是能辨别出来。”
“很有礼貌”“站得很精神”“喜欢吃饭团”是周边商店店员们对日本孩子们的普遍印象。
9月20日早上9时,学校五百米外的小花店内,白色的雏菊和黄色的向日葵被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店主刘霜仍在忙活,19日上午开始,店里接到了近30笔来自全国的订单,地区有南京、北京、上海…,想要给遇害者献花。“许多都是孩子的父亲。”刘霜说。
刚从朋友那儿听说孩子遇害的事时,刘霜并不相信。“瞎扯淡,你这是瞎扯淡!”刘霜骂道,她开了14年花店,从未出过这样的恶性事件。直到第二天早上,她陆陆续续收到订花的信息,才意识到案件在真实地发生。
尽管刘霜和生活在这里的日籍人士很少有过深交,但她印象深刻,每年的日本教师节,日本孩子会来花店里买花,“和我们是一样的。”刘霜加重语气,“都很有礼貌。”这些孩子中文说得特别好,一直点头和她讲“谢谢”。
很早之前刘霜带着自己孩子上学,也会在途中遇见日本人学校的孩子和家长。尽管彼此并不熟识,他们仍会互相点一点头。
“啧…”“哎…”刘霜好几次想说些什么,又开始叹气。“很难受、很难受的。”
而在学校一条街区以外的咖啡店里,咖啡师夏梦时常看到日本孩子刚放了学就跑到附近的披萨店、便利店里,有时也会到自己的小店里买杯饮料。
店里的台子上摆放着海贼王的手办。每次孩子们看见总会喊道“路飞,路飞!”夏梦就在一旁附和道“是呀,我最爱的就是路飞。”
她养了两只橘猫。那些孩子们会小心翼翼地用中文询问她,“可不可以摸?”得到允许后他们兴奋地不行,抚摸着小猫的后背,嘴里直呼“可爱”。
她摇了摇头,“我本来很想在网上说些什么。”但平静下来后她意识到,输出愤怒的情感并没有用,“能改变什么呢?”夏梦想了想,还是打算过去献一束花,希望孩子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幸福。
9月20日中午,学校的北门已经聚集着不少前来献花的市民。
一位市民拎着袋子,里面装着两束鲜花。她的朋友曾在日本留学,特地委托她过来献一支花束。“是这儿,去吧。”聚集的人们说,没关系,大大方方献就好。“孩子太无辜了,无论在哪里都不该这样。”
住在附近的赵雅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一早就带着鲜花前来。对于发生这样的事件,她感到痛心无比。作为一个母亲,赵雅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我居住在这里很多年,一直治安良好,很难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赵雅哽咽道。
误解:“日本人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
让何予更为难受的是,情绪是一时的,误解却在不断出现。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窗口之一,蛇口一直是深圳外国人的聚集地,这里也密集开设着诸多国际学校。
事件发生后,她在网络上看到了熟悉的疑问,“日本人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住了这么久都不知道日本人学校。”
深圳日本人学校位于马路边的巷口,颇为低调。
何予说,这些疑惑由来以久。她第一次了解日本人学校,是由于她的丈夫曾在日本人学校里担任了四年教师。她常常跟着丈夫参加同事聚会,由此得知了这类学校是寻常的存在。
何予解释,在上海、广东等日资企业较多的地区,常常会有企业管理层人员,从日本被外派到中国,一般待上三年左右。他们普遍不愿把妻子孩子留在日本,会带着一家人来中国居住。
于是,日本人学校为这些“随迁儿童”提供了过渡。“三年后孩子就要回到家乡,考日本的高中和大学,他们就只能就读和日本教育系统相似的小学、初中。”何予说,这些学校基本属于公益性质,比起一些国际学校,学费要低得多。在日本的横滨等地,同样建有华人学校。
根据中国教育部门的规定,中方的孩子不能就读日本人学校。何予说,日本人学校除了少数中文课、中文老师,其他的教职人员基本是日本外派过来的日籍人士,全程用日语教学。学校管理和安保措施比较严格,哪怕是日籍家长要给孩子送东西,未经报备、许可也不能随意进入。“几乎都很封闭。”
而在蛇口街头,居民说起了另一段历史:这些日本学校其实和当地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蛇口也叫招商蛇口。”一位本地居民说,“有了三洋也就有了蛇口。”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机企业三洋在蛇口建了厂房,为很多当地人、外来的打工者提供了就业。2000年后,随着日资企业不断进驻。蛇口逐渐成了深圳新的经济重地。
宏观的全球化发展之下,日本人学校成了其中微观的产物。深圳日本人学校的官网上标注,2008年学校在深圳日本工商会下设立,目前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共9个年级,273名儿童就读。
而学校的校歌歌词里写着,“驶向蛇口的船只,追梦的人聚集在光辉下,怀揣升腾的心,航向世界。”
招商街道境外人员管理服务中心门口。
偏见:“还是得看人,一个具体的人”
事件发生后,何予的丈夫也和她说起自己的担忧:这件事伤害的不仅是孩子的生命,也会影响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她在网上见过许多声音,担心人们之间的偏见越来越深。
在外交部的发布会上,林剑称,18日发生的袭击是一起个案,中方始终欢迎包括日本在内各国人士来华旅游、学习、经商和生活,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
其实比起这些,何予更加在意的是,这是一个和自己相似的家庭,妈妈来自中国,爸爸来自日本,家中的孩子仍然年幼。和每一对父母一样,他们也牵挂着孩子每天的安全,未来的人生轨迹。“还是得看人,一个具体的人。”何予说,而不是一些抽象、宏大的概念。
2017年,何予在一位法国朋友的派对上结识了如今的丈夫。和多数内向的日本人有所不同,他的丈夫乐于结识新的朋友。当时,她的丈夫刚刚爱上中国的美食、文化,两人由此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
三年后,两人步入了婚姻。每次何予去丈夫的家里吃饭会在餐桌上看到很多熟的火炙寿司。她很惊讶,丈夫曾说过,他们非常非常讨厌吃熟寿司,新鲜度很低,他们更爱吃鲜甜的生鱼片。
后来她才知道,婆婆了解到熟食是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很想顾及她的感受,想让她有被种照顾的感觉。
虽然孩子刚满1岁,何予已经像大多数中国妈妈一样,开始为孩子将来的择校做起了规划。
“我们正考虑读国际学校。”何予说。和她一样的家庭通常有几种选择,可以选择中国公立学校、日本人学校和国际学校。相较于教学气氛宽松的日本人学校,国际学校虽然学费昂贵,但更符合何予对孩子的期待。
何予叹息,一位外派的日籍人士在服务期满后,按照惯例必须回到日本工作。很多人和她的丈夫一样选择留下来,组建自己家庭。他们都是这座城市里的普通人,相信在这里能有更好的未来,有爱的人陪伴在身边。她不愿见到这些信任、希望在未来消逝。
(文中所有人皆为化名,所有图片均为原点记者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