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美国制药商和生物技术公司习惯于依赖中国合作伙伴进行制造、研究和原料供应。现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一些美国制药商已经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合作伙伴,逐步和中国合作伙伴分道扬镳。
《华尔街日报》11月1日报导,这些寻求和中国供应链脱钩的制药公司包括阿斯利康等大型制药公司,以及新泽西州Amicus Therapeutics等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表示,现在是时候降低中国风险了,Amicus Therapeutics正在寻找一家非中国公司为其罕见疾病治疗提供原材料。
Kymera Therapeutics公司首席执行官内洛‧马诺尔菲(Nello Mainolfi)对《华日》表示,公司“正在做出选择,以降低依赖单个或几个国家的风险”。他的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开发癌症和免疫系统药物,依靠中国公司进行制造,但已开始在欧洲、印度和美国开展更多此类工作。
中共政府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关系持续恶化,中共对在华外企、中国私企进行打压,以及中共任意拘留外企高管等因素导致供应链转移。除此之外,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是促使制药商和中国合作伙伴脱钩的重要因素。
9月9日晚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华大智造的美国子公司Complete Genomics、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及其美国子公司列入黑名单。法案将禁止接受政府资金或合同的公司与这些中国公司开展业务。
《生物安全法案》旨在基于国家安全考虑,阻止某些中国生物技术设备和服务提供商进入美国市场。在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前,今年7月,L.E.K. Consulting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美国生命科学公司中,与中国公司合作的信心下降了约30%至50%。在调查的73家生命科学公司中,已有26%表示他们正在寻求摆脱中国合作伙伴。
虽然《生物安全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律师事务所Hogan Lovells生命科学业务全球联席主管史蒂夫‧艾布拉姆斯(Steve Abrams)对《华日》表示,限制的前景“对考虑是否与药明康德或其它中国公司合作的企业产生了寒蝉效应”。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Vir Biotechnology公司开发抗病毒和癌症治疗药物。该公司一位发言人告诉《华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结束了在药明生物的制造业务,转而与美国制造合作伙伴合作,专注于内部开发和制造。
与此同时,阿斯利康等大型制药商正在努力为中国和西方建立单独的供应链。
Amicus Therapeutics依靠药明生物生产治疗庞贝病(一种影响心脏和肌肉的罕见疾病)的药物,其部分原材料主要供应商也在中国。Amicus首席执行官布拉德利‧坎贝尔(Bradley Campbell)表示,尽管Amicus仍愿意与药明生物合作,但公司也正在寻找中国以外的材料供应商。
行业组织生物技术创新组织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近80%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至少与一家中国公司签约。
《生物安全法案》若在未来成为法律,对全球制药业也有影响,因为全球大部分药品供应链都包括中国生技公司生产的活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