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撤退至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孤军”
1949年春,国共内战三大战役结束,国共两军出现战略性的消长。年中开始,解放军向长江以南的国统区发动总攻击,势如破竹,半年左右即席卷全中国。国民党军队全面崩溃,各部不是遭到围歼,就是投降,残余军力四处流窜。残部多流向东南沿海岛屿,再转往台湾,也有的退至缅甸和越南,并努力保持原有建制,继续抵抗。
其中原为驻守西南地区,由李弥将军所率的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在元江遭解放军围歼,死伤惨重。余部分两股仅剩一千多人,逃入缅甸境内,与缅甸国防军发生冲突,历经苦战后终于获得一立足之地。随后李弥在缅甸伺机重建武力,收编缅北华人游杂部队,扩充至三千人左右,组成“复兴部队”,驻扎于缅北小猛棒,被外界形容为“孤军”。国民党遂利用这支武装建立其反共基地,改编为两个师,并号之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部设于猛撒。1951年3月,“孤军”三千余人反攻中国国土,激战两个月后失利退回,不过沿途有几支地方武装加入,退回猛撒时兵员已增至两万。此后部队在缅北休养生息,并对中国国土实行突击行动,一度扩增至三万人之谱。
对于缅甸政府而言,“孤军”是一支入侵的外国军队,占领着北边国境,但因缅甸本身内乱严重,缅甸政府暂时无暇顾及,而且某些程度上“孤军”可说替缅甸担当着“防共”的前哨,只要“孤军”不进一步深入缅甸,缅甸政府也就暂时可以容忍。不过到了1953年3月,缅甸政府在内外局势较为稳定之后,开始派大军征剿“孤军”。双方血战于萨尔温江,缅军大败。4月间,缅甸政府向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控诉“孤军”侵略,并“促请所有国家,给缅甸联邦政府的请求以尽可能的协助,以便用和平的方法促使这些军队从缅甸撤退”。这项提案获得通过,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方面遂同意撤出“孤军”。1953年5月,由国民党、美国、缅甸、泰国召开的四方会议在曼谷举行,制定了撤军原则。
同时,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在联大报告说:“中国政府已尽了种种力量并在其权力范围内想尽方法,促成滇缅边区志愿反共游击队从缅边撤退……中国在公报中向美、缅两国保证,志愿反共游击队约二千人,将从缅境撤退,而拒绝离开缅境的所有反共游击队,中国将不予承认……这个部队的首脑在滇缅边区的丛林中生长和战斗,已形成他们一种特殊心理,他们对他们的使命抱着狂热的信心。在这种背景下,我的政府对世界共产主义的看法,不能和那些在丛林中的人看得那么简单。”
11月初,在国际压力下,“孤军”完成撤离的准备,国民党“中央社”由缅北发出的报道形容:“游击兄弟们的生活极为艰苦,吃的是糯米饭,吃久了胃部会消化不良,以致常常难以下咽;穿的是粗服装、光足草鞋;住的是遍地阴湿、毒蚊成群的茅屋;行的是毒蛇猛兽出没的瘴气弥漫的丛林深山……许多反共游击队的弟兄能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甚至有许多弟兄,与当地土著女通婚生子,尤以与摆夷女缔婚的占多数。”对于台湾各界前往机场迎接孤军抵台时的心情,《中央日报》一篇报道描述如下:“活跃于滇缅边区志愿反共游击弟兄们……由猛撒基地陆续撤出,翻山越岭,栉风沐雨,经清迈而至大其力,含泪放下他们的武器,由夜柿进入泰国国境,乘车至夜柿南方三十二公里的夜庄,然后再由夜庄乘车至西南方向二百六十公里的南邦,搭乘民航队C16型客机,作一千五百公里的长途飞行,抵达祖国松山机场。今日台湾各界同胞,将纷纷前往机场,以高度喜悦和兴奋的心情,迎接这些数度进入大陆与匪作殊死搏斗的英雄弟兄们!”
除了异域“孤军”撤退到台之外,这一年5月至7月间,滞留越南的三万余国军部队也撤来台湾,其背景与“孤军”有相似之处。1949年底,原国民党军第三兵团、第十兵团、第十一兵团在华中溃败,其中有一部退至广西和越南边境,后征得法国方面同意解除武装,进入越南。随后中共向法国施压,声称要攻入越境,法方遂以国际公法为由,将这一批“国军”软禁,并由越北转送西贡外海的富国岛。另外,原驻防云南的原“国军”第二十六军一部也逐次转战至云南和越南边界,亦解除武装进入越北,经法方安排运送至金兰湾。
这两部兵力合计三万二千余人。国民党方面屡向法国交涉,要求法国让他们来台。起先法方坚拒,后来越共军队日益活跃,以及美国施压,法国终于同意。国民党方面总共派遣二十一艘轮船和登陆艇,分七批将国军部队及眷属接抵台湾,共计三万零七十八人,滞越时间三年余,此外有一千五百余军人和眷属自愿留在越南。越南的土地和富国岛日后成了许多人的缅怀之地。
“孤军”或留越“国军”到台湾以后,或是编入部队继续军旅生涯,或是解甲归田,融入民间。尽管国民党方面一再对外表示,自己与仍然滞留在缅北的游杂武装人员已无关系,但实际上台湾的国民党方面仍不断向滞留那里的武装人员提供支持,留在缅北的游杂武装亦不断派人去台湾,其眷属也陆续有迁来台湾定居者。
1961年,作家柏杨在报上发表长篇纪实文学,描述“孤军”转战异域的血泪故事。由于文字流畅优美,对于战败流亡、别离故园、丛林求生、官场虚伪等种种情境有着十分生动的描写,读来令人动容,也使“孤军”生活实况为人所知。当《异域》一书以笔名“邓克保”结集出版时,立刻洛阳纸贵,畅销多年。“异域”也从此成了这批“孤军”的代名词,道出了他们飘零异国他乡的悲壮凄苦和战争岁月的悲欢离合。1980年代初,台湾新闻界兴起一股到缅北采访的热潮,使得“孤军”后裔生活教育的艰苦状况更为人所知,于是各界发起“送炭到缅北”的活动,将社会对异域“孤军”的关切推至高潮。不过,这批人无论是留在当地的,还是来到台湾的,都有着许多政治、经济上难以处理的问题,无法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之道。使得这段异域“孤军”的血泪史至今依然残留,令人格外心酸。1987年,国民党“中央电影公司”以“孤军”为题材拍贺岁片,当时在海外发展的大陆女演员斯琴高娃还受邀饰演李弥将军的夫人,成了受解放军追击却顽抗不屈的国民党将领夫人,写下早期两岸文艺交流的特殊一页。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