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对比 > 正文

贝索斯认为媒体必须自我反思

作者:

近几代人对美国媒体的公众信任度已经崩溃,目前处于历史最低点。我们需要在记者和媒体所有者身上看到更多坦率的自我反省。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Thunder撰文/信宇编译

据我所知,媒体机构领导阶层在公共场合进行尖锐自我批评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算是一件稀罕事儿。

其中一次就是元宇宙(Meta,前身为Facebook/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致共和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信(日期为2024年8月26日)中公开表示,他“后悔”屈服于拜登政府的压力,审查“某些COVID-19内容”。另一个例子是在2022年1月,一家丹麦报纸几乎史无前例地公开道歉(这里有一篇英文报导),称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间过于不加批判地遵循了“官方”路线。详情请见总部位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简称FEE)网站发表的题为“《我们栽跟头了》:丹麦报纸为其对COVID的报导道歉”。(‘We Failed’: Danish Newspaper Apologizes For Its COVID Coverage,1/24/2022)的文章。

日前,我们见证了媒体所有者的第三次批判性反思,《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所有者、亚马逊(Amazon)的最大股东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自己拥有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民众不信任新闻媒体》(The hard truth: Americans don’t trust the news media,10/28/2024)的社论对页版(op-ed)文章,指出公众对媒体失去信任,传统媒体可能至少需要承担部分责任。

在此背景下,他认为,他决定不授权《华盛顿邮报》为任何一方的总统候选人背书,可以说是朝着恢复公众对媒体的信任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解决了人们普遍认为媒体机构“有偏见”或不客观的看法。

我们不需要成为杰夫‧贝索斯的粉丝,也不需要是马克‧扎克伯格的粉丝,就能认识到现代社会金融和政治精英中的杰出代表,不管他们的个人缺点和矛盾如何,至少开始对媒体机构的行为和价值观表示怀疑,这是一件好事。有些真理,无论多么显而易见,只有被视为“安全”或“成熟”的知名意见领袖大声说出,才能在全社会引起共鸣。

贝索斯在《华盛顿邮报》的这篇社论对页版文章开篇指出,近几代人对美国媒体的公众信任度已经崩溃,目前处于历史最低点。如果将英国路透社(Reuters)2015年的《数字新闻报告》与2023年的《数字新闻报告》进行比较,可以看到许多欧洲国家对媒体的信任度也在大幅下降,例如,德国的信任度从60%下降到42%,英国从51%下降到33%。

“在有关信任度和声誉的年度公众调查中,记者和媒体的信任度经常是垫底的,往往仅高于国会。然而在今年的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中,我们成功地跌落到了国会之下。我们的职业现在是最不被信任的职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显然没有奏效……大多数人认为媒体存在偏见。任何看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是对现实的漠视,而那些与现实作对的人都是输家。”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显然没有奏效。我们需要在记者和媒体所有者身上看到更多这种坦率的反省。如果有人不再信任你,你就很容易将矛头指向别人,或将其归咎于“虚假信息”或公民的无知。然而,要让自己变得脆弱,对着镜子认真审视自己,找出自己是如何失去读者信任的,就不那么容易了。

作为《华盛顿邮报》的老板,杰夫‧贝索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特别深刻的诊断。不过,他确实指出了一些相关事实,如果我们要更深入地理解私人媒体“乔‧罗根播客”(Joe Rogan podcast)拥有约1100万受众,这个受众人数几乎是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简称CNN)黄金时段受众人数的20倍,那么这些事实可能值得我们深思。贝索斯写道: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赢得了诸多奖项,然而这些主流媒体越来越多地只与某些社会精英对话。他们越来越多地在自说自话。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在20世纪90年代,主流媒体在华盛顿都会区的家庭渗透率达到了80%。”

我们越来越多地自说自话。正如我几年前在《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爱尔兰媒体已成为懒惰的回音室”(Irish media has become a lazy echo chamber,8/22/2018)的社论对页版文章中所指出的,许多传统媒体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回音室。记者们就自己关心的事情来回对话,而相当多的普通市民则在忙着其它事情,比如还房贷、看病,或者担心街道的安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然而媒体回声室效应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投入另类媒体怀抱的部分原因。

欧洲和北美的许多记者对所谓的“民粹主义”嗤之以鼻,而在当地却大受民众欢迎,这就证明了自视甚高的传统媒体记者与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已经日益脱节。

欧洲许多主流媒体对诸如强制封控的危害和非法移民问题等严肃问题的辩论基本上置若罔闻,而意大利兄弟党(the Brothers of Italy)、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德国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 für Deutschland)和奥地利的自由党(the Freedom Party)等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成为了这些运动的催化剂,也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在老牌媒体机构工作的精英分子往往站在道德和知识的制高点上,严重低估了普通公民自己思考问题的能力,认为他们无法明智地分辨相互竞争的各种信息来源。

事实上,就连杰夫‧贝索斯在试图对传统媒体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忍不住用负面的语言来描述另类媒体。“许多人都转向了随口说出的播客、不准确的社交媒体帖子和其它未经核实的新闻来源,这可能会迅速传播错误信息,并加深各界分歧。”他感叹道。

毫无疑问,社交媒体上存在大量混淆视听、虚假错误和误导片面的信息,然而传统媒体也绝非没有这种情况,它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错误。例如,许多主流记者和脱口秀主持人不加批判地赞美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疫苗能阻断病毒传播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缺乏任何可靠的科学证据。同样,许多记者对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理论嗤之以鼻,直到人们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在科学上值得尊敬的假说。

我们应该感谢杰夫‧贝索斯勇于发声,揭示了媒体早已存在的信任危机。然而他对传统新闻来源诚信的沾沾自喜,以及对“另类”新闻和信息来源的轻蔑态度,本身就是许多人对传统媒体失去尊重的部分原因。

原文刊自作者大卫‧桑德在发表在Substack平台网站的“自由博客”(The Freedom Blog)专栏,转自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网站。

作者简介:

大卫·桑德(David Thunder)是西班牙潘普洛纳(Pamplona)纳瓦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varra)文化与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和讲师,也是著名的拉蒙-卡哈尔(Ramón y Cajal)研究基金(2017-2021年,延期至2023年)的获得者,该基金由西班牙政府颁发,用于支持杰出的研究活动。在纳瓦拉大学任职之前,他在美国担任过多个研究和教学职位,包括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和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的客座助理教授,以及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詹姆斯-麦迪逊项目(James Madison Program)的博士后研究员。他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获得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原文: Jeff Bezos Is Right: Media Must Self-Reflec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4/1110/21275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