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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钰 | 同类事件频发,该检视社会是否病了(图)

如果此类恶性事件只是偶发,你完全可以归结为个人原因(破产、离婚、受霸凌、精神病),没毛病。但是如果事件频发,那么就要检视和反省了——是否整个社会都生病了?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里说,“如果人生活的条件违背了人的本性,没有达到人的成长与精神健全的基本要求,人就必定会作出反应。他要么堕落灭亡,要么创造出一些更适合自身需要的条件。”

双十一,普罗大众正忙于购物拉动内需,昔日平静的珠海却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一个男人驾车冲向在体育场锻炼的市民,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

所有的事件要素中,“体育场”一词独独加倍凸显出来——因为它是日常的。

在我的家乡,每天晨昏,县城唯一的体育场密密麻麻全是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好像大半个县城的人都挤在那了。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每天早上从家里走到体育场,走两圈后回家。母亲顺便去看看附近的菜园。

我无法想象,当一辆越野车向体育场里的人(包括我父母)冲过去时,会是什么情景。那些勤于锻炼的人们,不过是和你我一样,希望身体健康、平安度日的普通人。

过去这段时间,此类无差别伤害案件频发,作案者一般无具体目标,随机性很强。正因为它是随机的,所以谁也不知道某个看起来很正常的路人何时起意,何处实施,因此根本无从防范。可以说,每个在公共场所出现的人——包括大街上、地铁、酒吧、体育场、商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你精心构建起来的生活,其实脆弱无比,转眼间就可能像烟蒂一样,被一双突如其来、无冤无仇的脚莫名其妙地踩灭。

一想就不寒而栗。

危险随时可能发生,生活其实脆弱无比。(图片来自网络)

就珠海这起事件来看,凶手的犯罪动机是婚姻失败和对财产分割不满。这个原因听起来似乎很个人化,正常人都觉得不至于去行凶。可是,我相信这仅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前,他的身上一定背负了很多生活重负。超过极限时,人就崩溃了,然后开始随机“报复社会”。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激烈的社会情绪的宣泄。如果我们不从上游研究这股情绪的怒潮从何而来,因何而起,而只是站在下游,面对它冲垮的一切心痛不已,高喊严惩凶手,那么,待下一股怒潮又卷过来时,下游依然死伤无数。

情绪的怒潮和社会的戾气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通常是从失去希望开始。

去年夏天和今年上半年,我都待在国内。之前被疫情阻隔了三年,我感觉自己不太了解国内的实况,一心想“补课”。于是一路上,不管是在北上的高铁还是南飞的飞机上,我都如饥似渴地和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聊天。总体的感受是,没有人是快乐的。

今年7月,从云南丽江到昆明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几个女大学生。她们来自安徽某大学,读建筑设计专业,大四。其中一个女孩说,她当年就是因为看了林徽因的传记,才决定学建筑设计的。没想到现在毕业了,工作却找不着了。班里50多个人,只有8个人找到工作,而且干建筑一行的只有三个。

在夜行的火车上,她们的脸或明或暗,一如这个时代。

过去十几年,我的一个亲戚一直给超市做监控,同时还做一点装修。疫情三年,基本没生意,坐吃山空。前段日子,他告诉我,装修公司彻底关门了,因为房地产行业凋敝,实在没生意了。他要养两个娃,供三套房子的房贷,不知道如何熬过这个寒冬。他告诉我,他周围一圈做生意的朋友,近几年都在家里打牌、喝茶,聊天,寻找新的出路。“感觉前面没有希望,每天只是凑合活着。活一天算一天。”

他目前最大的安慰,就是回家时看到一岁女儿的笑脸。我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安慰他:挺一挺,将来一定会好的。因为未来一片云雾,我自己都无法看清。

在一个人人不快乐的时代,每个人都积攒着一堆负面情绪,所以一点就燃,或者不点自燃。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施害者。可能仅仅由于某个小事件的发生,两个身份瞬间切换。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处在崩溃的临界点了,一触即发。

凶手确实可恶,他无端剥夺了别人的生命,必须要严惩。可是,如果这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仅仅严惩具体的个人是不够的。为了防止下一起同类案件的发生,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应该合力,去探究凶手反社会人格如何形成,社会不良情绪如何疏导,如何保障民众的心理健康,从而建立起一套日常防范机制。

关于心理健康,我想多说几句。由于国内生活节奏太快,生活压力大,特别是经济下行、自由紧束的当下,很多人深感前途无望,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但他们并不自知,或者,即便自知也不知道该找什么机构疏解,只能自己扛着。当情绪破防的时候,要么伤害自己,要么伤及无辜。所以,这时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显得尤为重要。

我记得,疫情期间,美国很多人患了抑郁症,心理咨询师不够用,于是他们从社会上招聘助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可以帮助社区民众疏导情绪。国内条件许可的地方,也应该给那些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民众及时提供帮助,在“房子”出现漏洞时赶紧补好,免得到时崩塌,毁了自己也砸了别人。

我梳理了一下近两年国内发生的若干起同类案件(包括公开和未公开的),发现案件有一些共同特点:凶手以男人为主,其中40岁以上男子居多;凶手生活多遭遇困境:失业,被霸凌,考研失利,离婚,讨债未果……;普遍有“精神病”;作案工具多为菜刀,此外还有汽车、搅拌机,棍子、枪支等。

作为一个中年人,我特别关注作案者的“中年人困境”。

可以说,中年人是中国生存压力最大的一群人,上有老,下有小,要供车贷、房贷和孩子的学费,而自己的工作风雨飘摇,不知啥时就可能断供。在此巨大压力下,一个微小的事情就可能让他们瞬间崩溃。他们不知道造成自身境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谁该对自己失败的生活负责,或者知道了,也无力去讨还公道,所以只能无差别地伤害那些和他一样——甚至比他还脆弱的个人。

小时候,我生活的乡村有个淘气的男孩,经常被爸妈胖揍。他无力反抗,每次挨打后,就去外头狠狠踢路上悠闲踱步的鸡鸭和在阳光下睡觉的狗。那个驾车撞向无辜市民的施害者,其心理轨迹和这个男孩如出一辙。

如果此类恶性事件只是偶发,你完全可以归结为个人原因(破产、离婚、受霸凌、精神病),没毛病。但是如果事件频发,那么就要检视和反省了——是否整个社会都生病了?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里说,“如果人生活的条件违背了人的本性,没有达到人的成长与精神健全的基本要求,人就必定会作出反应。他要么堕落灭亡,要么创造出一些更适合自身需要的条件。”

可惜,目前实现后者相当艰难,道阻且长,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前者。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哈德逊河畔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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