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朱华，生于1954年，1970年参加工作（段工）；1974年入贵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数学系计算机软件教研室教师、助教、讲师、教研室副主任，计算机科学系副主任；贵州省科委（科技厅）计算中心副主任、主任、副巡视员、副研究员；贵州省信息产业厅总工程师；贵州省经信委总经济师。现已退休。
写在前面：今天，是“三宽”部长朱厚泽先生逝世15周年的忌日。本号刊发朱厚泽先生哲嗣朱华的一篇诔文，以志缅怀。
朱厚泽（1931年1月~2010年5月9日）
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沧海桑田一晃而过，我也进入了古稀之年。回首逝去的岁月，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历历在目，那桩桩点点的往事在脑海里清晰可见，也带来了对父亲的无尽思念……
我的母亲和父亲
下放
1964年父亲被错误处分后下放到贵阳郊区一个公社生产小队劳动，父亲住在当地最贫困的一个农户家里，寒暑假中父亲也常带我去那里。
那时，这个农户家很穷，孩子较多，房屋破烂不堪，除了正中的堂屋以外，其他房间都住有大大小小的孩子。父亲就住在他们家牛圈上面撘建出来的一间小房间里。墙是土坯打的，用旧报纸敷了一层，年久失修，斑斑块块，一碰就会噼里啪啦往下掉灰和泥块。屋顶是稻草盖的，侧面很多地方是空的，头一歪就能看见天空。地面是竹子编织的，睡在上面吱嘎作响，更不要说走动和翻身了。父亲用母亲给的一床旧毯子垫在上面，毯子的区域就是床铺的界限了，枕头旁还堆放了不少书籍。
到了寒暑假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给农户们理发，看到父亲与农户们一边挖土筑路一边唱着山歌，看到父亲挽着裤腿与农户们一起收割谷子，看到父亲与农户们拉家常谈笑风生，看到父亲教农户们识字读报，看到父亲一边看书一遍沉思……父亲与农户们相处得很好，当有人要来揪斗父亲时，就会有农户抄近路跑来提前告诉父亲，叫他赶快躲起来。当然，父亲还从来没有躲起来过。
父亲在那里一呆就是八年。
2004年父亲看望黔陶乡亲们。朱华摄
2004年5月父亲看望黔陶乡亲们。朱华摄
父亲在京郊农户家里。朱华摄
2006年5月1日父亲与老家农户朱文昌。朱华摄
高中梦
1966年，因贵州军区八一学校撤销，我转到贵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后来整个班又一起进入贵阳市第二十中学。那时的中学基本没有上课，主要学习就是到工厂到农村劳动锻炼。1970年，文革后第一次高中招生，但一个班只有一个名额，其他同学都不愿意读高中，只想进工厂当工人。而我很想读高中，就在同学中做工作，希望大家推荐时投我一票，同学们也都欣然同意。
父亲知道我想读高中后，非常支持我的想法。父亲认为，我1966年小学毕业后就是文革，中学时代基本没有读书，没有接受中学时代应该接受的文化学习和基础训练，缺陷较大，应该继续接受一段这样的学习和训练。父亲在自己受到错误处理都没有找过任何人帮助，却和母亲一起到学校找我的班主任老师，希望能让我读高中，班主任老师说，学校已经确定另外一个同学了。我的高中梦就到此为止了。
铁匠
1970年正是文革后首次大招工，很多同学都进了工厂，我一个人还是没有着落，成天到处游荡，无所事事。一位好心的同学知道了，以我的篮球足球打得好，都是中学校队队员为由，向贵阳市轻工局招工组推荐了我。
招工组到学校点名要我的档案，学校负责人说，这个人你敢要？招工组一位同志拿着我的档案看了一眼，退回给了学校，说的确不敢要。招工组副组长听了好奇的问，有什么不得了的，我看看。她看了一眼我的档案，觉得父亲的名字有点熟，但又记想不起是谁。她退回了档案，但记住了父亲的名字。
她回家后向她姐姐说了父亲的名字，以及我的档案里有一份盖有贵阳市郊区一公社大印的外调函，外调函上说父亲是在公社“监督管制劳动”。难怪不得，我不能读高中，任何单位都不敢要我，原来我属于“杀、关、管”子女。她姐姐听后叫她明天就去拿回档案，并告诉妹妹，我父亲的处分决定她很清楚，没有“监督管制劳动”这一条，随后立即将情况告知了父亲。
父亲听到很吃惊，第二天就赶到该公社询问，该公社一口否定出过这样的外调函。父亲很冷静的说，既然你们否认出过这样的外调函，那么这个外调函就是假的，现在就得请你们出具一个证明，说明这个外调函不是你们出的。该公社只得出具证明，我这才摘掉了不知戴了多少年的“杀、关、管”子女的帽子，进到了市轻工局招工名单里。
这时，有神秘人物看到了我的名字，要将我分配到市轻工局下属的贵阳电池厂碳黑车间，招工组副组长站出来说，男孩子，到市轻工机械厂搞机械吧。进到市轻工机械厂以后，又有神秘人物电话打给市轻工机械厂领导，指定我只能做锻工。厂领导叫我去谈话说，叫你去搞锻工，是因为你们家可能被疏散下放，让你学一点技术，今后到农村，你还可以打打锄头镰刀什么的，可以有一口饭吃。
经过这些波折的我，终于成了一名锻工。这时，父亲开始意味深长的称呼我为“铁匠”，我一回家，父亲就会高兴的说，我们的“铁匠”回来了。听见父亲这样叫我，看着自己逐渐粗壮的手臂、健壮的身体和满手的老茧，我心里顿时就有些得意。
师傅
到锻工车间后，分配我跟着吕少卿师傅当学徒。我师傅技术好，没有文化，不善交往，沉默寡言。师傅打上手，小锤指点江山，徒弟打下手，轮着八磅或十六磅的大榔头龙飞蛇舞。锻工在机械厂主要是做零部件的毛胚件，我师傅从来不看图纸，也不计算下料，叫别人拿零部件给他，他看一眼提一提，就说下多少料，打出来的毛胚件都符合公差和余量要求，我感觉师傅挺神的。一段时间后，师傅觉得我肯学习不怕苦不怕累，逐渐毫无保留的将技术传授给我。师傅对我说你来打上手，我给你打下手，我在技术上进步很快，身体也锻炼得十分强壮。
每到过年过节，父亲都要叫我请师傅来家里吃饭。师傅不善言辞，父亲就与他拉家常，了解他家的生活情况，孩子的学习情况等等。一次喝了一会儿酒后，师傅说，我真后悔，解放初期叫我上夜校我不去，就喜欢到茶馆听说书，现在没文化，到六级工就上不去了。师傅的遗憾更坚定了我要读书学习的愿望。师傅每次都会喝得微有醉意，父亲就和我送师傅回家。
大学梦
当了锻工以后，每天下班回来虽然很累，但我还是做我喜欢的数学题，有时几天都做不出一道题，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父亲知道我的基础差，自己闷着头做题目必定有许多困难，所以，拜托了一些教育界的朋友为我找个老师。
后来，一位阿姨为我找到尹邦彦老师。尹老师是我所在初中的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尹老师喜欢打篮球，我是学校校队队员，常在球场上见到，所以是认识的。父母随即带我登门拜访，尹老师见是我非常高兴的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读书，读书无用嘛，你还想读书，难得难得。
那时尹老师尚未结婚，时间比较充裕，他说你每周来三个晚上，我先给你补习数学。父亲等不及我回答，立即说可以可以，这孩子喜欢数学，就是占用尹老师那么多时间，难为尹老师了。尹老师说，我也喜欢爱读书的孩子，我有一个侄子，我把他叫来，你们一块儿学习。那时还没有兴起收补习费，尹老师完全是免费为我补习，我跟着尹老师一学就是三年。
2022年祭拜恩师尹邦彦
同时，工厂里也有几位爱读书学习的同龄人，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讨论、交流、玩耍，甚至争论，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都在慢慢地成长。
1970年代的作者“铁匠”（右一）
1973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提出恢复进大学的入学考试，父亲支持我报名参加当年的入学考试。那年，试卷上角要写上考生的名字且没有遮盖，尹老师是我市高考阅卷数学组组长，他批改了我的卷子后对我说，你考得很好，92分，我看了你前后的几十份卷子，都没有超过你的。父亲和我听了都非常高兴。
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白卷先生”风波，1973年的考试不算了，我也失去了一次进大学的机会。但父亲还是毫不犹豫的支持鼓励我，继续努力继续学习，一定会有机会的。
1974年读大学又变成了按名额推荐制，我们厂只有一个名额。我提出申请后，厂里通过考核并层层推荐，领导班子讨论，最后同意推荐我上大学，名字随即报到了市轻工局。报志愿时，我看到有一个西安交大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我想我是锻工就填报了这个专业。西安交大来招生的老师调阅了我的档案和推荐材料后找我谈话，老师对我说，我很想招你，也到市里面查看了你父亲的有关材料，你父亲的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但是我现在不能招你，我们学校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回去说不清楚，我会在市招生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你的问题，并希望你们省的学校招你。
后来得知，这位老师的确在市招生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我的问题（非常遗憾的是至今我都不知道这位老师的名字）。市招生委员会同意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上大学。
贵州大学表示了同意招收我，看来我的大学梦就要圆了，哪知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贵州大学来招生的李朝龙老师告诉我，贵州大学在市轻工局只有一个哲学系的名额，让你读哲学系，你愿不愿意？我一听傻了眼，我是不愿意读哲学的，只好说考虑一下。
回到家里我告诉了父亲，父亲略为沉思，然后用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语气对我说，我建议你学点宽学，不要学窄学（“窄”字在贵阳话里的读音和“哲”相同，都读“zhé”），我顿时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回复李老师，如果让我读哲学系，那我只能回去当锻工了。
在父亲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贵州大学考虑了我父亲及我的具体情况，将我调整到了新开设的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
前排右四为作者
1974那个年代，我根本不知道“计算机软件”是什么？父亲又托朋友找到贵阳铝镁设计院的徐坤林老师，徐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前沿很有前途的专业，希望你好好学习。
虽然几经波折，但我还是一次次的遇到贵人相助，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进校后我学习十分刻苦，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不论在任何单位，我都遵循父亲的建议和自己的愿望，坚持在“宽学”的领域从事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倒数第二排右七为作者
作者在父亲墓前
写于202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