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宗师吴宓，是当年留学美国的“哈佛三杰”之一，钱钟书、季羡林皆出其门下。文革中吴宓惨遭批斗，关进牛棚，双目几乎失明。有一次走在路上，有个年轻人走近前来叫他“吴老师”，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道：“你在叫我吗？”青年颔首而答：“是的。吴老师您这是在散步么？”吴宓顿时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钞票，递给对方。青年不知所措，摇手拒绝：“吴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吴宓含着泪说：“已经有很多年没人叫我老师了，你是第一个，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于心不安。”
二
1956年7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巫宁坤被安排在翻译处工作。翻译处征调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也包括钱钟书这样的人才。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大家都觉得自由自在。有一天，巫宁坤翻译一篇发言稿，发现原文辞不达意，不禁脱口大声说道：“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翻啊？”此时，坐在他对面的钱钟书，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同时把右手食指竖在自己的嘴唇上轻轻“嘘”了一声，提醒巫宁坤不要口无遮拦，忘乎所以。
三
1960年10月，巫宁坤这批劳教的右派，被武装押送到河北省宁河农场，面临更加严重的饥荒。许多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浮肿，也有因此而死亡的。巫宁坤的继母和妹妹从北京，妻子的几位兄长从天津，不断轮流“探监”，给他送去从黑市购买的高价食品。有一次，妻子的大哥又送来一包烙饼，同室中一个姓刘的学者，原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已经浮肿了很久，他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巫宁坤写了一张纸条：“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给我送来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给了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老刘被通知搬到重病号集中的房子。分手前，老刘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那张烙饼的味道真是太好了。等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地奉还你。”巫宁坤宽慰他说：“你别挂在心上，你要多多保重。你要是还不了，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老刘最终没能逃过饥荒，死在了宁河农场，是巫宁坤和另外两个人一同把他安葬的。
四
1953年的春天，正在规划如何建设新北京的时候，苏联专家来了，带着大气磅礴的图纸，上面画着宽阔的大马路，和整齐划一的苏式建筑。他们的建议很有气魄：将老城推平，在原地建设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都市。
梁思成也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他和建筑师陈占祥一道，熬了无数个通宵，拿出了一个保护老城的“梁陈方案”。
这个方案将老城完整地保护起来，使它变成一个“文化区”，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然后，在西边，建设一个崭新的行政中心，安置政府大楼和办公区。
可惜没人理睬这个方案。有人甚至在会上拍着桌子说：“城墙是封建象征，留它何用？不能让它妨碍交通！”
那些人真的就这么做了。1953年的一天，北京城的第一座牌楼，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被拆除了。
他决定做最后一次的抗争，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希望不要再拆。他说：“拆掉它，就像从我身上挖下一块肉。”
全场死寂。没人接话，人心已经麻木。
他痛感孤立无援，终于控制不住失声痛哭。
1955年，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被下令撤销，此前。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意味着，他已经没有了话语权。
1957年，北京外城的城墙开始大规模拆除。
有人装模作样地跑来问他有什么建议，他无言以答，只说：“你们拆吧，我不说了。”
但每天，他都会一个人，形单影只地来到工地，就远远地站在附近，默默地看着，看着城墙在一片尘土中轰然倒塌。
他就这么站着，一站就是一个小时。如同一个无助的老人，为一座正在残废的城市痛心疾首。
五
1958年，在农垦部部长王震的奔走下，北大荒在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的同时，还接纳了1039名右派，其中包括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有人听说此事后吓了一大跳，好意提醒他说：“这么多右派你怎么消化得了？吃下去要肚子疼的。”王震笑了笑说：“十万大军我都吞下去了，还怕这些右派吗？”
当年夏天，王震来到右派比较集中的853农场看望落难的右派。在分场的一棵老槐树下，王震对集合起来的右派们笑容可掬地说：“我是王震，向同志们问好！我是来看你们的，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啊？”面前的一群右派，都是阶级敌人，在反右斗争中早成了惊弓之鸟，如今在背井离乡、人地生疏的北大荒，被这儿最大的长官亲切地称呼为“同志”，顿时受宠若惊，激动得热泪滚滚。
在这批右派中，著名诗人艾青是王震亲自出面要来的。艾青全家不仅在生活上得到关照，王震还特地安排艾青到852农场担任林业分场的副场长。
文革中，轮到王震也受迫害。1969年10月，他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李汝庆是农场中从事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做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王震了解情况后，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见面时，王震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每次参加批斗会，不是站着就是跪着，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开会，顿时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一心扑在工作上，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红星农场。
六
57年反右时，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挂帅，兼任四川大学反右领导小组第一组长，第三组长是老校长谢文炳。
反右进入后期，还有两个右派指标没有完成，于是把知识分子的发言记录又审查了一遍。当翻阅到一个名叫戴星儒的材料时，发现他连一句呜放的言论也没有。李井泉问：“此人为何不发言？”谢文炳说：“此人地主出身，不敢说话。”李井泉叫道：“哎呀，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
谢文炳解放前是地下党负责人，对李井泉这样随意确定右派指标，深感不妥，忍不住问道：“李政委，川大教授三分之二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
李井泉看了他一眼，诡异地笑了，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右派是谁了……”
谢文炳问：“谁？”
李井泉用手指着他说：“就是你呀，而且还是总右派！”
闻听此言，谢文炳如遭五雷轰顶，目瞪口呆。反右小组当天即宣布撤销谢文炳党内外一切职务，每月发给12元生活费；并给谢文炳大女儿所在的工作单位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求对方撤销其给中央领导担任俄语翻译的职务。谢的妻子承受不住打击，很快气绝身亡；谢也郁郁寡欢，委顿多年，直到拨乱反正又才缓过气来。
2025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