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关于干校的生活，可给老先生们编一本书，叫做“名人趣谈”一类的，保证畅销。老先生们在下面受到许多精神折磨，可他们童心未泯，所以就有“趣谈”了。等一会儿给你讲几件“趣事”，没准儿你听了想哭。
做为社会科学，谁都学点马列主义。但我们的马列主义好像只是领导谈的，别人似乎无权研究。领导怎么说，你就得唱什么调，不然便会挨一棒，弄不好还得加上个“反”字。果真他讲对了，道出了马列之真谛，当然是江山社稷之幸，人民之福；反之，人民群众都会受损。历史和实践不正是被如此证明的么。我想马列主义原旨决非如此！这根本就不是马列主义。就说知识分子吧，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关键是附在哪张皮上，为谁服务，马恩早有明论。但不知怎么回事，你大学一毕业，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知识分子又是首当其冲。我们学部是北京市甚至全国文化集中之地，因此自然变成了“臭学部”。
工军宣队承上面意旨，要把我们这帮人当垃圾处理。先说解散，后说就地分配。原来要放在东北一个没人烟的山区，要让学部的知识分子到最艰苦的地方。为什么没去呢？是听说那里有一种病，叫克山病，什么蝴蝶变形，人掉头发一类的。军宣队自己怕染上这种病，才不敢到那地方去。不是他们可怜我们。后来校址选在河南信阳息县。息县是黄泛区，土壤属黄黏土，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十万人的“信阳事件”正是这一地区。我们在学部院子里排队出发时，只觉得一大队拉家带口，箱箱包包，有些凄凉。排着队走到北京站。更没想此去河南要走又滑又稀又硬又硌脚的路。反正那时书也卖了，业务也不搞了，感觉什么都是空的。知识分子落到卖书这一步，就好比秦琼卖马，真难说清心里的那种滋味！但凡有一点希望，也不会如此。
东岳是息县的一个村镇，那里是一片平原。树极少，也很小。下去时正值麦季。第一个感觉，就是热得受不了。只有镇上人民公社院里，有几棵大树。哎哟，那把人热的！不知怎么办。住的小棚子是临时搭起来的，十几个人的上下铺，热得像蒸笼，没办法呆。外面也没树。好在拖拉机站放了几个大油罐子，有点阴影，我就跟几个人在那里靠着。刚下去那段时间，心情差到最低点。主要是苦闷，觉得前途渺茫。一想到会在这里安家落户，情绪总是低沉的，一天没有几句话可说。说多了也怕被抓住把柄。有问题的人根本就不说话，没问题的也不想说话。关系好一点的，也只是点点头，互相苦涩地笑一下。开始，生产也没有准备，整天学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四人帮”的那些狗屁文章，还搞访贫问苦。刚访两天，军宣队就不让去了。
为什么？因为息县跟信阳一样，“大跃进”后饿死人不在少数。除了虚报高产，还搞假门面。为了上面来人参观，把树都挖起来，挪到镇子上的大路边。树一挪，全都死了。本来就欠收，交公粮外，还强收余粮，弄得农民家里一颗粮食都没有。连树皮都没几棵可剥的。树被剥了皮，自然好些年缓不过来。天灾过后，到我们下去，只看见一人多高的小树。冬天，娃子们拿着铲子，背着小篓，在路边铲草皮，路上全是光的。能吃的都吃，能烧的都烧。挖出棺材，都去抢木头。访贫问苦时，只见大多数农家都是土门。墙是土坯垒的，一面架了几根横梁，然后在草或席子上面抹上灰和泥土，叫草苫。土门就是直接在墙上挖个空间。有的家用树枝编个篱笆门，有的看来做得像样一点，但决不是木头的大门。除了大队部有几间瓦房外其它的都是草房。进了门，除了锅台，连桌子都没有。好一点的，用土坯垒个桌子。夏天去，房梁上挂着黑色的棉衣棉裤。冬天去的话，连挂的衣服都没有。我是搞历史的，知道过去的一个逃荒术语，叫“泥门担凳”。就是灾荒、战乱来了，没法过了。出去逃荒。逃荒时，把土门用泥糊死，好比现在贴了封条，谁也进不去。然后挑着担子，小娃在筐里放个小板凳。“泥门担凳”，全家走人。我过去就是不明白，怎么就那么穷？把门一泥，什么别的都没有了？没有直接印象。到了东岳，才有深刻体会，就是这样子！看着老乡这么穷，我们心里也都觉得真是难过！村子里男人少，多是妇女和小孩。他们说，村里没有一家没饿死人的，都是后来凑起来的。这家老头，那家老太，男人女人，小娃们，都不是原来完整的一家。忆苦的时候，老乡说，最饿时人都不敢出门，据说人饿急了，极个别的都吃人的。知道“路人相食”吗？我记得李自成在陕北起义的时候，历史上也有3年大饥荒，记载有“路人相食”的事。真有吃人的！老乡这么一忆苦，只进行了两天，军宣队就不让去了，他们怕给社会主义抹黑！
我们连的房子盖在离东岳镇五里地的一片荒地上。干了两个多月，盖了两排房，约20间左右。我们旁边是近代史所、语言所。干校包了一片荒地，约十多顷，都顺东岳镇西边一溜排开。我是一排排长，排里壮劳力多。砌墙，上梁，都是我们这帮壮劳力。冬天之前，住进了小平房。
历史所的老前辈，个个大名鼎鼎。下到干校以后，都成了老农夫。他们受的累，受的罪，也许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有些洋相，也令人哭笑不得。
古代史专家张先生被派养猪。他是胶东半岛人，在海边长大，人很朴实，绰号“张十万”，意指学问渊博，记忆超群，十万个问题难不倒。不论上古下古，甲骨文，各种版本的书，他无所不知。他的学问非常大，文章写得并不多，但谁见了都佩服他。他是个书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表达不畅，你得提问题问他，他能跟你对答如流，平时却不善言谈。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是在1958年前后，我们历史所跟郭老写大部头的《中国通史稿》。第一稿出来后，所里邀请史学界的专家名流座谈提意见。我那时年轻，在会上做记录。张先生上台发言，我一听之后，大惊失色。因为他在批评郭老，说郭老有关春秋战国的观点是胡说八道，是荒唐！而且，他在发言中就来回用这几个词儿。当时我特别诧异，以为他太猖狂。郭老是何等专家，怎么可以说“胡说八道”呢？郭老跟他关系很好，也没有生气。后来大家说，他就是这样。我知道他学问大，但还是半信半疑。有一次，我去图书馆查一篇文章，不记得在哪本杂志上，两个多小时也没找出来。正好张先生进来了，我就问他，有一篇讲明代政治方面内容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他敲着头，说你等一等，我想想。你问什么他总是敲着头想。然后，他拿起笔，写下哪本杂志，哪一期，包括文章题目。我一找，真是一点没错！这一来，我服了他的超人记忆，感叹“张十万”果真名不虚传。他搞《中国文化史》时，出去采访，在全国各地找文物，拍照。回来写汇报，年轻人记了日记都记不全，跑去间他，他脑袋一敲，说哪天哪天干了什么，记得一清二楚。
这样的大学问家在干校养猪。猪不理睬他那一套，老跑，他整天在地里叫猪：“啰啰回来，小猪回来吧！要吃饭了！”他光着膀子，满头大汗。他一人喂三四头猪，还管打猪草。起圈时临时再派人。他就住在离猪舍不远的一个棚子里，单住。开始不准买东西吃。后来他买鱼，买肉，就在猪房那边，用清水一煮，不放任何调料。有人问他，这有啥吃头？他说，在海边吃东西，根本不放作料，清水煮，放点盐，就是最香的。他在海边也习惯了这样的“鲜”吃。那时他已60来岁，个子又高又胖，是条山东大汉。
另一位老先生谢国桢，没到过农村，不太会干农活。有些年轻的当时就训他，批判他。批他是资产阶级，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说他态度不端正，不好好改造。谢国桢先生有时就独自坐在那里发呆。
谢老先生抗战时在北京，周作人曾聘他到北大兼职，就说他是文化汉奸。有一次，好像是有一个人说谢老先生把他的电池换了。于是“左”派就在拖拉机棚批谢国桢，说：文化汉奸，怎么这样没脸没皮！又有人说他在北京时，上公共汽车不买票。谢老先生其实是一个心胸开阔、豁达的人。他胖胖的，心宽体胖嘛。可像他这样的人都会发愣，可见他内心多么痛苦！这件事，我们历史所每个人的印象都特别深。每人说出来都是一个版本。知识分子可以忍受清贫，最不能忍受的，是对人格的污辱。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拿人来做文章。而这些事情又无聊至极。谢老先生说不出口，这是他最痛苦的。
历史学家王先生表现出来的则是什么都不说，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也能感到他内心压抑。他可以干活，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因此他目标不太明显。他也是山东人，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入过共青团，后来闹学潮被抓了。因为是学生，又放出来。后来他去了美国。“文革”时，说他变节才放出来。王先生一解放就从美国回来了。他是爱国的。回来以后生活是供给制，还给他高待遇，他不要，自动降级不说，还捐给国家一个院子。到“文革”时，他仍是四级研究员，尽管他写了《中国货币史》等许多著作。因为这个所谓历史问题，每次运动都把他批来批去的。所以有人说，回来早的不如回来晚的！他搞明清史，那时我年轻，有问题也常去请教他。“文革”连我也受到批判，说我整天跟在资产阶级专家屁股后边转，说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下干校前，他把自己不少书都卖了。我们去帮他搬，问他，王先生，干嘛把书都卖了？他说，嗨！不知以后还干什么呢！他非常沉闷，什么也不说，闷着头干活就是。
文学所的俞平伯是全国有名的学者之一。在干校，一说这老头儿就是毛主席谈《红楼梦》批评过的那个人，老乡立刻传开了。俞老一出现，农村的小娃们在后边跟了一大堆，喊“打倒俞平伯”。俞老想，这怎么办？他就买了很多糖，小娃们一喊，他就说，别喊了，我给你们吃糖！然后把糖－撒。小娃们赶紧捡糖。这一下小娃们更喊得厉害，想吃糖就喊。你说听过何西来讲的“高级老头儿高级糖”？对了，就是这么来的！
语言所的卢之味，原是北大教授，一级研究员。当时东岳老母鸡一只才一元多钱，有人卖。军宣队规定不许买吃，他偷买鸡吃过，但被发现批评，说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过不惯贫下中农的艰苦日子。被批过一次以后，他学乖了。一天，他又谗了，到镇上准备偷偷买一只鸡。正好见一个老太太抱着鸡走过来。他一看左右没人，先一把抓过鸡，把老太太吓了一跳。这时他掏出5元钱，塞给老太太，抱着鸡转身就跑。农民老太太老实，一看钱多了，就跟在他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哎！给你找钱！”他头也不回，说：“不要不要，全给你了！”其实，那阵子大家谁不谗？但老年人饿得更快，随时都饿，要多餐的。像这种笑话多的是，当地有种小虾一寸多长，一斤一元钱不到，可俞老先生买虾并不论斤，问人家一个多少钱？卖者说你看着给，他竟以三分一个买了50个，还不足半斤之多，但已大大超出一斤的钱。年轻人钱少，就吃便宜的，动作也快。星期天去包信、新蔡，赶一个集，偷偷吃一顿回来了。
“学部”能保全下来，多亏了周总理对这批知识分子的关怀。按“四人帮”的想法，就地解散，就地安插。总理指示“先集中起来学习、批判。”军、工宣队这才决定迁至明港。
1971年初，迁到明港军营。那里原是解放军的一个炮兵学校，不知怎么空了，我们就住到那里去了。“9·13事件”之后，这里成了我们戏称的“泡”校。明港离息县50多公里，是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军营离火车站四五里地。我们撤离息县，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了，包括盖的房子、机器，开垦出来的稻田、菜地，全都一古脑地废掉了。想当年，下去安家，仅买田、路费、安置费、生活费，就花了六七十万！一撤到明港，什么都不要了，也什么都要不了。走的时候，各村的农民全体出动，老老少少，围在一边看。有的老太太胆大，就过来问，这个不要了吧？有的还硬拉，你这别要了，把这东西给我吧。一块铁皮，一张塑料布，一片烂席子，连一根棍，一根柴禾，都要。去明港两三个月，就传来消息，说那边被他们扫荡一空。先拆门窗、房梁，再拆砖，盖的房全被老乡拆了。
到明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趣闻。有个姓胡的副教授，女的，50年代从海外回来。她从来未下过乡，只听说下面穷，不能穿好衣服，穿好了就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比谁都穿得烂，又旧又破，满身补丁，但却是个腰缠万贯的人。下“五·七干校”是全家迁走，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回北京？这种担心，使她把毕生的积蓄两万多元全部带在了身上。现在听来两万元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两万多元，作为个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比现在百万还管用。东岳乃穷乡僻壤，小小信用社，她没敢存。银行见其挟带巨款，身着破烂，疑其来路不正，通知派出所，将其扣押。尽管她说破了嘴皮子，人家也不信。派出所查明身份证件，又与学部军宣队核实无误，这才允许宣传队派人将其领回。据说吓得她整天提心吊胆，一星期也没缓过神来！
我在干校记忆最深的，似乎是两件事。养狗和抓“5·16”。先说养狗。我养了一只“小黑”，算我们一排的。去明港前，“小黑”差不多两岁了。因为军宣队不准带狗，在我们走的前两天，“小黑”全明白，它焉了，也不吃东西。我看在眼里，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走的那天，我们忙上忙下地装车，“小黑”远远地站在空无一人的房门前，定定看着。临上车前一分钟，军宣队正好走到一边去了。我灵机一动，朝它一招手。嗨！它撒腿飞跑过来，跳上车就静静卧着。一路上，它一动也没动！到了明港，卸车时，它围着车又蹦又跳，结果被军宣队发现了，问，是谁的狗！谁带的？我说，我们一排的！军宣队又说了，把它处理了！没办法，第二天，我和另一个同志蒙着它的眼，把它抱到五六里地外一个老太太家。过了两天，夜里我已睡了，有东西拱我的被子。一看，是“小黑”，它又找回来了。没两天，“小黑”又被军宣队发现了，命令三排的人打“小黑”。有人赶紧来告诉我，我急了，出去嚷嚷，我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老子外号叫什么！谁敢动我的狗一根狗毛，我就把他的头打扁了！”我这一闹，没动静了。我是陕西人，绰号“二愣”，什么都敢说。但是军宣队更邪乎。到了星期天，我不在，军宣队找了一帮人把“小黑”打死了！回来以后，找不到“小黑”的影子，我就觉得大事不好。但谁也不跟我说“小黑”的事。过了一天我才知道。为此我有事没事就骂两句出出气。
为了“小黑”，我没少跟人吵架。“小黑”是我在东岳时从老乡家抱回来的。那时它刚一尺多长，我们全排都给它吃点这个那个的。因为无聊，所以刮起一股养狗的风。我们连有个“田十万”，也是学问好，号称“十万”。但比不过“张十万”。他是河南人，跟老乡搞得比较熟，经常给连里买草盖房子什么的。大家说到要小狗，他说：“我有那么多老乡，要一条狗容易得很！我要一条狗来，把你们全都镇了！”他说周围几个村子随便要。过了儿天，他没要回来，别的人都要回来了。我也要了“小黑”，一身黑毛，毛茸茸的，很可爱。那天，“小黑”在宿舍里，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它在大家面前摇着尾巴撒欢儿，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乡给“田十万”送狗来了。出乎他和所有人的意料，老乡送来的这条狗，是一只独眼龙！因为平时他吹牛，结果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这个狗真漂亮，是把别的都“镇”了！
大家七嘴八舌连说带笑，老田自觉栽了面子，恼羞成怒，二百五脾气也犯了。这时，“小黑”跑到他面前，冲着他摇尾巴。他一脚把“小黑”踢开，还说：“这是谁的狗！再跑来，我就把它踢死！”我在一边说话了，我说：“田老兄，我在这吃饭可没言语一句吧？你老吹牛说要搞一只漂亮的狗，结果你的狗这副样子。今天大家都看你的狗，是单眼。人家说，我没说什么吧。你干嘛冲着我的狗嚷嚷？狗本来就是到处跑的，你凭什么踢我的狗？！”他没理了，还说：“我就是要踢，踢死它！”我的火也上来了，说：“你过来试试，踢得死吗？谁踢我狗一脚，我就把他踢扁喽！”排里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体育，会摔跤。老田也知道要打架不是我的对手。他不言语了，端着碗进里屋去了。于是有人说，“二愣子跟二百五干上了！”
这就是那时可以开心取乐的事儿！这种事像是大人干的事吗？像是知识分子干的事吗？就是穷极无聊。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心态来，就是发泄情绪！
“小黑”没有了，我心里空落落的，似乎无猴可耍，排里也少了一番乐趣。
再说清查“5·16”。什么清查运动啊，打击一大片！我们历史所260人左右，几乎全都是“5·16”。军宣队那一套是硬逼，逼得人胡说八道。还有人说，刘重日是一个分队的小队长，有我的材料。不过军宣队不相信，怪不怪吧。办“5·16”的学习班，我就劝他们，搞运动就是这样，迟早会水落石出。你也别抗。写什么不写什么，你自己看。整得苦闷了，我还去跟人家聊聊天，解解闷儿。有人打小报告。军宣队也没少找我。我说，做思想工作总可以吧？那时，我认为要清查的应该是上边胡搞的人，不是下边的这些人。我成天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文革”初，听传达江青在首体的讲话录音。听完之后，我跟一个同志说过：“什么自封的旗手、革命家？江青至多算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害狂热病！”这是很严重的“现反”言论。我睡觉都在担心这事。因为我们单位一个人曾说过，京剧改革样板戏，不好看，只有古装的传统的才好看。旧戏出来，身段好看，武打很精采，样板戏就不成。如《沙家洪》的武打场面，枪战，枪一响，人就趴在那儿，有啥看头！就这一句话，就是反江青，反伟大旗手，反样板戏，整成现行反革命。
清查办学习班，军宣队也是命令式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习惯。有些顶撞的，军宣队就说，“臭知识分子，不老实。腰里别个手榴弹，扑楞扑楞的！”他的意思就是你们随时都想叫劲，不老实，不听他的指挥。其实没理解政策的指挥，没有水平的指挥，全是瞎指挥。所谓审查问题，一上来他就劈头一句：“你是交待问题，还是交三毛钱？”开始谁也不明白，什么交三毛钱？后来才知道，枪毙人的时候，一颗子弹三毛钱，还要犯人自己交！
到明港后，军宣队安排整天开批判会。哪有那么多人发言呢？我去找军宣队老王，他说，我们部队有句话，叫做：“汇报汇报，连编带造！”于是我也如法炮制。我们排有两个人是四川来的，一王一邓，这两位特能说。一次要开学习批判会，一上午得有三小时发言，要是没人讲，当排长的怎么办？于是我就找到这位邓，他答应了，保证应付场面。那天，他发言了，那是整整两个半小时！不是瞎聊。全得长篇大论的套话，所以比瞎聊还困难。我们住军营式的房屋，一排一排的。前排房里是语言所，相隔就十来米，开着窗，全能听见。开完会，语言所的排长过来问我：“老刘啊，你们排发言怎么那么热烈？一个接着一个的。我还发现你们排的四川人怎么也挺多的？”我把手一遮嘴，悄悄跟他说：“对不起，就这一个人！”
“文革”后，历史所同仁对我这一段有评价：刘重日虽然愣，但各方面没什么可指责的。在刘排下面过日子最舒服。
恢复《中国史稿》写作，我属第一批回京。约1971年上半年间。回来之后，又是林彪事件，跟“校友”通信，听说那里什么都不干了，整日吃喝闲聊。读书反受到批评，被视为臭老九“心犹未死”！于是我在“校友”的一首诗上注曰：“狠抓一个吃字，突出一个睡字，落实一个胖字，立足一个滚字。”后来，到1972年6月，我还有一首诗给他们画像写照：
《七律》
今闻明港学部干校清查运动完全停止，吟诗一首。
浓茶淡酒消日闲，身入瑶池蓬莱间。
坐看灶炉烟火盛，卧听杯盘醉语喧。
钓罢归来夕阳后，布棋酣战三更前。
柔媚熹光人未醒，清风吹梦到枕边。
好一派田园风光！好一个闲散自在无所事事的日月！其实这里边充满了知识分子扭曲心理的种种状态，是满腹空虚和痛苦的下意识表现。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