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应郭沫若要求，代表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界、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受到这次报告的鼓舞，郭沫若在“1956年暑间，曾经打算以百花齐放为题，选出一百种花来做一百首诗。结果试做了三首——牡丹、芍药、春兰，便搁置了。”
之后受大跃进的鼓舞，又重拾笔墨，从1958年3月30日开始，在10天之内创作了98首新诗，加上1956年创作的3首共计101首，开始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这件事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反响，并在四年内共出版了六种不同形式的《百花齐放》，其中包括纯诗集一版、剪纸两版、木刻版画两版、木版水印一版。
这些诗在当时可谓耳目一新，与流沙河1957年写成的《草木篇》，断然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面貌。譬如流沙河的《白杨》：“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而郭沫若笔下的百花，就非常不一样了，一呼一吸都紧扣时代精神。你看他的《蜀葵花》：
箭茎条条直射，琼花朵朵相继，
由下而上，直射不倚，相继有序。
我们要做多快好省的花模范，
我们要做力争上游的青云梯。
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不算稀奇，
不仅六亿人民都有这种志气，
万花万汇也都服从党的指挥。
多么光荣呵，花开在七一佳期。
与流沙河的《白杨》，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面貌。
又有《荷花》：
宋朝的周濂溪曾做文称赞，
他说我们是“出污泥而不染”。
这其实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只嫌泥污，别的功用完全不管。
藕，我们的根，满身都是污泥，
莲藕和莲花难道不是一体？
谁要鄙视污泥而标榜清高，
那是典型的腐朽思想而已。
周敦颐的《爱莲说》，在郭沫若笔下，也受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尖锐批判。
又如《荷包牡丹》：
有一位同志把我们比成红线女，
但我们却没有红线女那片歌声。
那真是荡气回肠，可以绕梁三日；
那真是清彻于玉，可以响遏行云。
荷包中我们带来了一封一封的信，
信上都没有字，而是一颗一颗的心。
在大跃进的春天六亿人民在跃进，
一颗一颗的心托我们带到了北京。
一切都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有了出乎意料的想象，那荷包一般的花型，被赋予了传书带信的功能，像快递一样地奔向京城。
又《马蹄莲》：
我们虽然是非洲的原产，
非洲和亚洲本一脉相连。
我们已经移植到了中国，
更处在万马奔腾的目前。
我们也要响应着大跃进，
雪白的马蹄倒踏破青天。
号召亚洲非洲团结一致，
快把帝国主义丢在后面。
不能不说，郭沫若的想象能力是异常丰富的。
又《水仙花》：
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
只凭一勺水、几粒小石子过活。
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过年，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就不一一往下列举了。总之，郭沫若《百花齐放》中的101首诗，在形式上，全都运用“形象描述﹢政治概念”的公式，通过对花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的描述，上升为对思想观念的图解。
例如由水仙花的“只凭一勺水，几粒小石子过活”，而联系到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说这是“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的“促进派”，而非促退派。
诗集出版后，居然获得了一致赞赏。但冷静下来一看，种种不足便毫无遮拦地显现出来了。它不但开了简单化、浅薄化咏物抒怀的先河，而且还大话、套话充斥其间。
但值得关注的是，郭沫若在1959年致陈明远的两封信中，也已经意识到《百花齐放》的问题了，他诚恳地反省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
又说：“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
客观说，能自我反省到这种程度，相比某些无耻的文人学者，以及所谓专家教授，郭沫若还算是比较有脸皮的。
到了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再次向陈明远坦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样一看，郭沫若其实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身后会遭人耻笑。只是他处在那样的位置，已经有点身不由己了。
1965年12月22日，他在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迎来送往，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
还在他犹豫彷徨的时候，又一个时代节点压顶而来，他已经敏锐地察觉了即将到来的威慑。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一个重要会议上，作了一个沉痛的发言。他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这么完全、彻底地否定自己，不消说是山雨欲来前的自保。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话大体上还是对的。那么多的应景之作，确实没有多少价值。但从另一面说，却能使人看到，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是怎么跌落到看人眼色行事的。如果说今天的郭沫若研究还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他的最大价值。
2025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