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毓兴作为张柏芝前经纪人，多年来争议不断。2014年，他伪造公章以张柏芝经纪人身份签约《女神的新衣》，私吞200万出场费，导致张柏芝被全网指责“合同诈骗”;2018年卷款潜逃，2019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负债超6000万;2020年起诉张柏芝反被好友揭露“欠债不还”。
2024年更出格，发布歌曲《以犬之名》含沙射影辱骂张柏芝，歌词不堪入目，引发张柏芝团队起诉。此次庭审核心在于余毓兴指控张柏芝2011年签约后收取4276万港元预支片酬却未履约参演6部电影，索赔1276万元。
2025年12月4日，张柏芝一身黑衣现身香港高院，这是案件第三次开庭。余毓兴称2011年和2012年分别签订《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及电影片约，预支片酬4276万港元，要求赔偿1276万港元。
张柏芝方则强硬反驳，指出《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系伪造，签名非本人所签，且余毓兴2014年曾伪造公章私吞综艺酬劳，双方信任早已破裂。
2025年12月8日，案件再次开庭，法庭内气氛凝重。张柏芝身着黑色大衣，戴着口罩和墨镜，在助手陪同下进入法庭，虽极力保持镇定，但不难看出她的疲惫与紧张。庭审开始，原告律师针对张柏芝提交的两份法庭声明内容差异展开盘问，这两份声明，一份称“从未签署过经理人合约”，另一份则提到“曾与余毓兴有口头合作约定”，明显的表述矛盾成为律师攻击的突破口。
起初，张柏芝还能以平静语气回应“时间太久记不清细节”，可随着律师追问越来越犀利，她逐渐难以招架。面对一连串尖锐问题，她多次强硬回应“不记得”，情绪也愈发激动，甚至脱离问题本身，转而强调“余毓兴一直在抹黑我，媒体报道让我压力很大”。
法官不得不数次敲响法槌，提醒她“需针对问题正面回应，避免无关陈述”，并要求双方律师控制提问与回答节奏。然而，当律师拿出合约原件，要求张柏芝确认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时，矛盾彻底激化。张柏芝突然从座位上起身，摘下墨镜，双手撑在桌面上，眼眶泛红，声泪俱下地大喊：“我两日未睡过觉，对我好不公平，外面的媒体有压力，所有都是假的”。她的声音带着颤抖，甚至出现哽咽，情绪激动到难以自已。法官见状，立即宣布暂停庭审，安排法警将她带至休息室平复情绪，同时告诫原告律师“注意提问方式，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情绪冲突”。
约20分钟后，庭审重新开始，张柏芝在助手安抚下情绪稍有缓和，但仍多次表示“对数字敏感，合约中的金额、日期等细节记不清”，还自曝患有“数字恐惧症”，称“生活中连水电费缴纳、八达通充值都由助手负责，从未自己处理过涉及数字的事务，更不会仔细核对合约中的金额条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余毓兴跟随律师入场时状态轻松，仿佛这场官司对他毫无压力。
此次庭审的核心证据，是双方关于4276万港元资金性质及合约真实性的交锋。法庭要求双方提交完整的资金流和税务记录，这对界定4276万港元究竟是“预支片酬”还是“借款”至关重要。余毓兴方强调，张柏芝收取4276万港元预支片酬后，仅在2012年参演了1部合约约定电影《河东狮吼2》，此后便以“身体不适”“档期冲突”为由拒绝履行剩余5部电影拍摄义务，且未配合公司安排的商业活动，构成严重违约，应归还1276万港元未完成工作量对应的预付款，并提交2011-2016年期间的演艺收入账目供核查。
而张柏芝方则以“合约伪造”作为关键突破口，其代理律师当庭提交了张柏芝在2011年同期的其他签名文件作为比对证据，指出涉案的《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存在“签名伪造”嫌疑，“两份文件中的签名笔画走向、力度差异明显，并非同一人签署”。
此外，张柏芝方还揭露余毓兴2014年曾伪造公章以张柏芝经纪人名义擅自对外签约《女神的新衣》，私吞200万出场费的过往失信记录，试图证明其动机不纯。同时，张柏芝方称余毓兴的公司2013年已清盘，相关合约应失效，且未按合约约定提供符合预期的演艺资源，在2013年单方面停止安排工作，是原告先违约。双方各执一词，证据与说辞相互碰撞，使得案件真相愈发扑朔迷离，后续法庭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合约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并要求双方在2026年1月前提交资金流向相关证据，这些证据的核实与鉴定结果将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
张柏芝的演艺生涯中，与三任关键经纪人的关系均以决裂告终，每一段恩怨背后都是利益与信任的双重崩塌。
出道初期，张柏芝依赖初恋朱永棠及其兄长朱永龙进入演艺圈。朱永龙作为港圈金牌经纪人，为她争取到《喜剧之王》中“柳飘飘”一角，让她一夜爆红。然而随着张柏芝片酬与广告身价飞涨，双方因利益分配产生分歧，张柏芝不满朱永龙30%的佣金抽成，单方面跳槽至中国星娱乐。朱永龙盛怒之下将她告上法庭，索赔巨额违约金，这场官司闹得沸沸扬扬，外界指责张柏芝“忘恩负义”，即便后来私下赔偿500万港元平息事端，她也落下了负面标签。
投靠中国星后，张柏芝拜向太陈岚为干妈，向太对她宠爱有加，力捧她成为影后，在“照片门”事件后仍坚定站在她身边。但张柏芝性格随性，片场耍大牌、多次临时更改行程，如刘德华吊威亚等她搭戏时，她却在一旁悠闲打电话讨论买包;拍摄《蜀山传》时因手机掉进马桶而突然失踪，导致剧组每天80万港币的经济损失。这些行为让向太极为不满，加之张柏芝执意与向太对家英皇旗下的谢霆锋复合，最终师徒情分破裂。向太公开指责她“撒谎成性、心理扭曲”，向华强也宣布“永不录用”，双方关系降至冰点，此后向太还多次在采访和直播中吐槽她，让她的口碑严重受损。
余毓兴以张柏芝父亲好友身份出现，赢得她的信任，在她离婚后事业低谷期，预支千万片酬签下8年全球独家经理约。但随后公司2013年清盘，资金去向成谜，2014年余毓兴伪造公章以张柏芝经纪人身份签约《女神的新衣》私吞酬劳，双方矛盾激化。2020年余毓兴起诉张柏芝未履行电影拍摄合约，索赔1276万港元，开启长达5年的官司拉锯战，期间余毓兴黑料不断，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还发布侮辱性歌曲攻击张柏芝，而张柏芝坚称合约伪造，双方各执一词，信任荡然无存。
张柏芝离婚后，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她在公众面前树立起“单亲妈妈”的坚韧形象，成为大众眼中的“好妈妈”。在综艺节目中，她分享育儿日常，展现出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带着孩子一起参与亲子活动，尽显温柔与耐心，这些画面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好感。这一人设不仅让她收获了大量粉丝，还为她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回报，代言邀约不断，综艺资源也接踵而至，从母婴产品到家居用品，从育儿综艺到生活体验类节目，她凭借“好妈妈”人设实现了事业的第二春。
然而，此次庭审中的种种表现，却让她的人设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庭上情绪崩溃，频繁失控，与她平日里在荧幕上展现的坚强、淡定形象大相径庭。过往那些被视为“真性情”的言论，如“连续16天不睡觉工作”“从不吃肉”等，如今也被大众重新审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言论与事实不符，她的诚信受到质疑。再加上与历任经纪人的利益纠葛被曝光，她在工作中的任性、不负责一面被放大，公众开始怀疑，她在家庭中展现的“好妈妈”形象，是否也是一种精心打造的人设，那个在镜头前温柔、坚韧的母亲，与在工作场合中被指责的她，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张柏芝?这种人设光环与现实冲击的强烈撕裂，让她陷入了信任危机。
张柏芝与前经纪人的这场互撕大战，犹如一场风暴，无情地撕开了娱乐圈一直以来“情分至上”的温情伪装，将隐藏在光鲜外表下的契约精神缺失与人设经济的脆弱暴露无遗。在法庭那明亮的聚光灯下，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被仔细审视，每一个签名的真伪都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不仅是两人之间的利益博弈，更是对整个娱乐圈生态的一次深度考验。
当公众目睹这一场场激烈的交锋，逐渐明白，在法律与规则构筑的坚实框架面前，再耀眼、再吸引人的人设，都必须经得起事实的严苛推敲。人设或许能在短期内为艺人带来关注度和商业利益，但一旦与事实相悖，就如同脆弱的泡沫，瞬间破裂。而规则，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基石，始终屹立不倒。这场漫长的拉锯战，其终点或许并非简单的谁输谁赢，而是为整个娱乐圈敲响了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重合同、守信用”，这不仅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准则，更是娱乐圈从业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当每一位艺人、每一位经纪人都将契约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娱乐圈才能告别乱象，迎来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