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福保是江苏无锡人，算是民国时期的传奇古玩商，抗战胜利后，戴福保与禹贡古玩号的叶叔重、雪畊斋的张雪庚、珊瑚林古物流通处的洪玉琳并称沪上“四大金刚”。1949年7月，戴福保移居台湾、香港，在沪店址改行从事寄售业。
戴福保
赵振绶将文物交戴福保带到香港变卖的事，李鸿业是了解的，因为李鸿业也有很多古董在戴福保手里，所以李鸿业就同意帮赵振绶这个忙，希望他去香港之后把自己的古董也追回来。
李鸿业给赵写了证明书，再由上海博物馆将材料送交上海市公安局审查。
最终赵振绶获得批准，前往香港，从此泥牛入海，一去不见返回。
赵振绶在香港失踪的时候，他的弟弟赵振经正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抄”，他们家的收藏被装了整整一卡车，除了《平安帖》，还有乾隆时张若虚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册面不大，但画工非常精致，每页画面配有诗词；又有一本是明末蓝瑛画的山水册页，重彩浓墨，青绿相映，徐邦达告诉赵振经，这个册页曾被某位领导看中，因为看不懂，叫秘书做了很多注解。
浩劫结束，政策落实，赵振经去领回被抄的物品。各房分摊时，他隐瞒说《平安帖》没有发还。在那个惊魂未定的年代，赵振经的隐瞒或许并非全然出于贪婪，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财富即罪名”的恐惧，他把秘密锁进了柜子，却埋下了一颗三十年后引爆的深水炸弹。
这大概是赵氏兄弟在那个大时代里，各自做出的、截然不同的生存抉择。
一走一留，一失一得，成了这对兄弟的平行时空。
留在北京的弟弟赵振经，守着那堆失而复得的、沉重的名迹，在漫长的沉默里把秘密锁进柜子，像守着一份随时会引火烧身的诅咒。而远走香港的哥哥，虽然保全了性命，却终其一生背负着愧疚的底色。
几十年后，当那件被赵振经视若生命的《平安帖》在拍卖场上引发三十三支脉亲戚的混战时，人们才猛然惊觉：在那场风暴里，无论是留下守财的人，还是舍财逃命的人，其实都没有真正走出那个时代的阴影。
经过长达四年的诉讼，最后法院判决：庆宽以下已有五代，开枝散叶，到赵宜康一代，已有三十三支脉。法院平均分派，每房分得600万人民币。赵宜康的母亲把自己的一份赠给了儿子，赵医生分得1200万，据说颇为后悔。
这样的案例，李柏华老师在书里写了非常非常多，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家自己的“鎏金大铜板”。
汉代车马人鎏金大铜板，拓片正面
汉代车马人鎏金大铜板，拓片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