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9日，Meta宣布收购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中国人工智能（AI）初创公司Manus（Butterfly Effect）。2025年7月26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公司总部入口处的脸书母公司Meta的标志。（周容／大纪元）
2025年12月30日，美国科技巨头Meta对外公布，以20亿美元对价完成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Manus的全资收购。这是自Meta成立以来的第三大并购案，仅次于WhatsApp和Scale AI，此时距Manus转型AI领域尚不足三年。然而仅过了一周，中共商务部就宣布，将对Manus收购案涉及的技术出口管制、对外投资等开展全面审查，此举顿时将Manus推上风口浪尖。
Manus是一家具有中国背景的AI初创公司，创始人肖弘和早期合伙人均来自华中科技大学。2025年3月，公司推出“Manus AI agent”（AI智慧体），上线后迅速在国内外走红，被认为是全球能自主理解、规划并执行复杂任务的通用AI agent代表性产品之一，体验码一度被爆炒至数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6月，Manus宣布将总部从武汉迁移至新加坡，设立新的运营主体Butterfly Effect Pte Ltd。将中国团队规模从120人削减至40人，并全部转移至新加坡。同时，清空中国社交账号（微博、小红书等）、官网对中国IP遮罩，停止国内服务推进（与阿里通义合作）。
Manus这样操作的背后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迅速完成国际融资。第二、尽快走向世界，并融入全球生态。
2025年4月，Manus宣布完成7,500万美元B轮融资，领投方为硅谷顶级风投机构Benchmark Capital。在美国持续收紧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投资审查的背景下，只有通过与中国进行切割，淡化企业的国籍属性，才能降低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遭遇地缘审查的风险。
2025年，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中国AI、集成电路等前沿科技行业的管控措施，其中一项核心机制就是俗称的“反向CFIUS”规则。这项规则于2025年1月2日正式生效，旨在限制美国资本间接支持“受关注国家”（中国、伊朗、俄罗斯）开发敏感技术领域，防止对手发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
这使得美国顶级创投机构难以继续投资中国AI／芯片初创企业，许多交易被迫转向新加坡架构或完全放弃，导致众多中国背景科技初创企业陷入两难困境：既渴望获取美元资金与国际市场通道，又因企业出身可能触发美方安全审查红线。因此，Manus不得不尝试采用“迂回出海”模式寻求突破。
Manus高度依赖Anthropic的Claude系列模型作为核心推理引擎，而Anthropic从2025年开始收紧对中国大陆的访问政策，不仅仅地域封锁，还明确禁止多数股权或控制权属于中国实体的公司／组织使用Claude服务，哪怕这些公司在新加坡、美国等地注册。
在中国大陆直接使用原版Claude基本上不可能，这也导致Manus在国内运营时面临根本性矛盾：名义上Manus被宣传为“中国造的全球首款通用AI Agent”，但其核心智慧则需要依赖Claude进行驱动。为了合法、稳定地继续调用Claude API，Manus只能将办公地点和核心技术迁往新加坡。
中国创投环境的恶化
近些年来，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新增数量越来越少。根据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的资料，中国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21年的高峰（140+）快速回落，到2024—2025年降至近十年最低水准（18—22家），下降幅度超过80%—85%。
数据来源：来自Crunchbase、Hurun、CB Insights、IT桔子等（笔者整理）
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独角兽企业的新增数量始终显着高于中国。尽管2023年受加息影响出现明显降温，但新增企业数量仍保持连续性。进入2024年，伴随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快速扩张，新增企业数量出现结构性回升。到2025年，美国年度新增独角兽数量已达到中国的4—5倍以上。
独角兽企业是风险投资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那些估值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初创企业，通常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其核心是“高成长+高估值+未上市”。它代表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创新能力，通常拥有颠覆式创新技术或商业模式，是衡量创业生态是否健康的关键指标。
独角兽企业能重塑行业规则、改变使用者生活方式，实现爆发式规模扩张，但其早期融资依赖风投基金，很多独角兽烧钱多年后才能盈利。当独角兽企业持续减少，意味着风险资本风险资本不再承担“不确定性”，而是在回避“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中国的创投环境正在机构性恶化。
2024年5月23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山东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会议上他不无疑惑地问：“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全然忘记正是他在2020年1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所谓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出台后，平台经济、金融科技以及教培等领域遭遇前所未有的强监管，独角兽企业的估值与融资出现断崖式下跌。蚂蚁集团的IPO被紧急叫停，进行为期两年多（至2023年初）的集中整改；多家平台（如京东数科、度小满等）被迫剥离支付或信贷业务。
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再进行上市融资、资本化运作，大量K12教培机构（如新东方、学而思、VIPKID等）关停线下、转型非学科或出海，许多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如猿辅导、作业帮、火花思维等）估值暴跌、融资停滞，不得不进行大量裁员。
中国创投行业的发展
美元基金曾经在中国一级市场（主要是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领域）长期处于相对主导地位。过去十几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经历了从美元基金主导、人民币基金快速增长、美元基金大幅退潮、人民币基金全面主导这四个明显变化的阶段。
2015年以前，美元基金全面主导，主要有红杉资本、IDG、软银、GGV纪源、高盛等海外机构，占据了中国创投市场交易量的80～90%以上。人民币基金占比很低、影响力有限，主要有深创投、达晨、联想之星等本土机构或政府背景基金操作，募资规模小、LP结构单一，专业化程度低。
美元基金采用“红筹+VIE架构”（境内运营公司通过离岸架构境外上市），估值和退出效率远超本土基金。阿里巴巴、腾讯等第一代互联网巨头，早期融资和治理结构均依赖美元资本支援。这并非偶然，而是由于海外资本成熟的长期资金性质、清晰的退出通道以及市场化制度优势造成的。
2015—2018年，人民币基金快速增长。2017年，美元基金“本土化”，红杉、高瓴等海外机构均开始设立和募集人民币基金。2018年是个转折，中共推出资管新规，加强资本外流管制（外汇管理局收紧跨境资金），美元基金投资中国专案的“进出自由”遭受严格限制。
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这直接引发地缘政治风险，美国LP（养老／大学捐赠基金）担忧中国投资回报受贸易战拖累、汇率波动、退出难度加大，开始明显收缩。而国资、引导基金、产业资本等本土长钱则加速入场，推动人民币基金规模跃升。
2019—2021年，美元基金的募资和投资占比快速下降。美国养老基金（如CalPERS、部分州养老）和大学捐赠基金（Harvard、Yale等）是美元基金最核心LP，2019年后，美元基金LP对中国美元基金的投资优先顺序大幅下降，但这些美元基金舍不得放弃在中国的巨大利益，想要脚踏两只船。
于是它们开始转向中东、东南亚、欧洲等新LP来源进行资金的募资。但这些新LP总体规模更小、决策更慢，导致募资过程更艰难、效率更低。标准普尔全球（S&P Global）资料显示，美国风险投资（VC）在中国交易数量从2019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标志着在华投资从活跃转向谨慎的转折。
2020年底，中共正式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在随后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其明确列为2021年国家经济工作八大重点任务之一。这表明资本不再被视为创新动力，成为产生垄断和金融风险的不稳定因素，更不被允许在平台经济、金融科技、教培、房地产等领域快速扩张。
中国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事件成为风向逆转的标志。2021年6月30日，滴滴公司在纽交所低调IPO（首次公开募股），发行3.17亿股ADS（美国存托股份）。其以16.65美元开盘，高于14美元的发行价，估值高达684.9亿美元，成为2014年以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最大上市案。
然而，滴滴上市仅两天，就传来了遭遇网路安全审查的消息。旗下25款App在中国全面下架，公司经营顿时陷入困境。资料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出行交易笔数为23.56亿笔，较第二季度减少2.14亿笔，净亏损超过了47亿美元。2021年第四季度，交易笔数较第三季度再减少了0.49亿笔。
2022年6月10日，滴滴出行被迫正式从纽交所退市。彼时其股价已经跌到了2.29美元，市值掉到了111.1亿美元，较最高点缩水超87%。滴滴事件给了美元基金沉重一击，令投资人意识到中国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其必须面对的不可控因素。至此，美元基金开始大规模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数据来源：来自PitchBook、Preqin、Zero2IPO、AVCJ等（笔者整理）
部分美元基金（如亿康资本）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其余的（如红杉资本、纪源资本和金沙江创投）则是把中国业务与全球业务进行切割。根据多家权威机构（如PitchBook、Preqin、Zero2IPO、AVCJ等）的报告，美元基金对中国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出现断崖式下降。
创投环境和资本生态的转折
2022年以后，随着美元基金的全面撤离，人民币基金（尤其是国资系）迅速取代美元基金，成为创投领域的绝对主导，占比飙升至95～99%。然而，这种变化却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创投环境和资本生态，对初创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人民币基金主要的出资人是各级地方政府，而政府官员有任期限制（通常5年一届），这意味着政府资金需要在领导任期内见到明显的投资效果，否则就会成为下一任领导的“政绩”或或问责点。这导致政府资金的投资行为短期化，热衷于“跟风”热门后期项目，更倾向“招商式”投资。
部分政府资金要求5年内见到收益或退出，这与VC/PE的真实周期（早期项目往往需8—12年甚至更长）严重不符。基金管理人被迫去抢那些即将上市的专案，不可能有足够的事件和耐心去培育一家新公司。真正能“投失败”的长期资金少，行业整体短期投机化，难以诞生真正的行业级巨头。
其次，很多人民币基金（尤其是政府引导基金主导的部分）本质上是财政资金或国有资产，受到严格监管，保值增值是硬性要求。它们首先面对的不是市场，而是各类层出不穷的审计、巡视、纪检等监管。因此，创投行业可接受的正常商业风险恰恰是国有资本要制度性回避的。
无论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基金管理人都无法接受亏损（会被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触发问责机制），因此政府基金更愿意投资项目的早期和晚期（早期投资额低、晚期风险小），不喜欢投中期（中期是市场推广阶段，其实最缺钱），这导致很多初创公司无法获得持续融资。
最糟糕的是有些政府基金把风险投资做成保本理财。部分人民币基金要求创业者签订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的回购协定，换句话说，如果创业失败，这些股权就变成了债权，创始人必须连本带利把钱还给投资人。这种做法把股权投资扭曲成明股实债，将企业失败的风险单向转嫁给创业者。
创业者如果签了协议，就等于拿个人全部财产（包括家庭共同财产）为创业失败买单。创投本质上是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投资行为，创业项目失败率极高（行业统计70～80%的项目可能失败）。当创业成为一种高风险博弈，创投行业“共担风险、共用收益”的根本原则就被完全破坏。
结语：
Manus并购案遭当局审查这个信号表明，在中美科技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背景的初创企业通过出海规避政治风险、完成海外融资、融入全球生态这一路径已经变得极其艰难，甚至可能走不通。它反映出中国创新与资本生态正在急剧恶化，中国初创企业陷入两头堵截的困境，国内无法高估值退出，海外并购／融资又被双向审查卡死。Manus出逃海外并不是第一家，更不会是最后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