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兵临北京。紫禁城内，崇祯帝挥剑砍向长平公主，留下那句痛彻心扉的呐喊：“若何为生我家！”彼时朝堂之上，曾充斥着“陛下圣明”“四海升平”的颂词，可当危机降临，那些歌功颂德者或逃或降，无一人愿为“圣明”君主殉国。
三百年后，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席前，目睹了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平静。这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竟宣称自己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所作所为皆符合“职责要求”。阿伦特由此提出“平庸之恶”——当个体放弃独立思考，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权力，谄媚与服从便会成为集体无意识的选择。
歌功颂德从来不是简单的言语讨好，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流露。它像一层厚厚的尘埃，覆盖在权力机器之上，让监督失灵，让批判失声。问题是：当一个社会把谄媚当作智慧，把批判当作叛逆，自由民主的种子又能在何处生根？
歌功颂德的本质
明嘉靖年间，首辅严嵩以“青词”谄媚皇帝，将“嘉靖”二字拆解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讽刺，竟被赞为“圣意洞察”。为博帝王欢心，严嵩父子大肆敛财、排除异己，朝堂之上“无敢言时政者”。这种极致的谄媚，换来了二十年权倾朝野的富贵，却让大明王朝在颂歌声中一步步走向崩塌。
黄宗羲在《原君》中尖锐批判：“后之为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歌功颂德者恰恰是这种“大私”体制的帮凶。他们明知帝王之过，却选择用谎言粉饰太平，本质上是用人格换取私利，用尊严兑换苟安。
这种自轻自贱并非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晚期，元老院议员们对着暴君尼禄山呼“奥古斯都”，即便他纵火焚烧罗马城、残杀无辜，仍有文人写下“神圣之火净化寰宇”的颂诗。这些曾经维护共和制度的贵族，为何沦为暴君的附庸？答案或许就藏在人性的弱点里。
趋利避害是生物本能，可当这种本能凌驾于良知之上，人便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权力的附属品。歌功颂德者常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自辩，却忘了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底线。他们看似聪明，实则做了最愚蠢的选择。
鲁迅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歌功颂德者，正是主动拥抱后一种时代的人。他们以为换取了苟安，却不知奴隶的安稳从来都是暂时的。当权力失去约束，谄媚者终将成为权力失控的第一批牺牲品。
人格是公民身份的基石。一个连自己人格都不珍视的人，如何能承担起监督权力、守护民主的责任？当歌功颂德成为社会主流，人们会逐渐习惯“上级永远正确”的逻辑，将独立思考视为危险，将批判精神视为异端。这种精神上的自我阉割，比制度上的禁锢更难打破。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了两种人：自由人与奴隶。他认为，自由人的特征在于“能够为自己而活”，而奴隶则“为他人而活”。
歌功颂德者自愿选择了后者。他们将自己的判断力、尊严和独立性，作为贡品献上了权力的祭坛。
从公民到臣民的沉沦
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王政建立共和，设立元老院与执政官相互制衡。彼时的罗马贵族以“公民”自居，敢于对权力说“不”：当执政官凯撒试图独裁，布鲁图斯等人挺身而出，用匕首捍卫共和制度。即便在凯撒死后，元老院仍坚持“权力不可独断”的原则，这种公民意识成为罗马共和的精神支柱。
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一切都变了。皇帝屋大维被尊为“奥古斯都”，元老院沦为橡皮图章，议员们争相献上最肉麻的颂词。有议员为讨好皇帝，竟提议将皇帝的生日定为“神圣日”，将皇帝的雕像立在每一座神庙。曾经的公民精神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臣民”心态：只知服从，不知监督；只懂感恩，不懂问责。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公民意识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育的。它要求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不仅是国家的主人，更是权力的监督者。”歌功颂德者恰恰背叛了这种公民身份，他们主动将自己从“主人”降为“仆人”，将权力从“受托者”抬为“统治者”。
这种背叛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深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追溯：“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从“天下为主”到“君为主”的转变，背后正是歌功颂德者的推波助澜。他们用“君权神授”“天子圣明”的谎言，将君主神化，将民众驯化，让“臣民”身份根深蒂固。
公民与臣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不在于是否服从法律，而在于是否拥有批判权力的勇气；不在于是否热爱国家，而在于是否敢于指出国家的不足。歌功颂德者混淆了“爱国”与“爱权力”的区别，将对权力的批判等同于对国家的背叛。这种认知上的谬误，让无数人在“忠君”的名义下，放弃了公民的责任。
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甘愿做臣民，自由民主便成了无源之水。就像罗马共和的覆灭，不是因为外敌入侵，而是因为内部公民精神的消亡。没有公民的监督，权力必然走向滥用；没有公民的批判，制度必然走向僵化。这是歌功颂德的必然后果。
在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与“颂圣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一面是因言获罪的恐怖，一面是铺天盖地的谀词。
这种环境下，真正的思想者噤若寒蝉，而“歌德派”则如鱼得水。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辛辣讽刺：“今之学者，官样文章，满纸谀词，实乃学之贼也。”
但问题不仅在于谄媚者本身。当歌功颂德成为一种风尚，它会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
歌功颂德与特权膨胀的恶性循环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这个曾经的纳粹高官，负责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却坚称自己“毫无过错”，因为他的行为符合当时的“国家法律”。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恶的平庸性在于，它不是由邪恶的人犯下的，而是由不思考的人犯下的。”歌功颂德正是这种平庸之恶的典型表现。
当一个人说“皇帝圣明”时，可能并非真心认同，只是因为别人都这么说；当一个人对权力的过错视而不见时，可能并非毫无察觉，只是害怕与众不同。这种“随大流”的心态，让谄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让批判成为一种政治风险。
托克维尔对此有深刻洞察：“在民主社会，多数人的意见具有专制力量。当赞美权力成为主流，异议者将面临孤立。”
更危险的是，歌功颂德与特权会形成恶性循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警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当权力者听到的全是颂词，便会逐渐相信自己“无所不能”，进而扩大特权；而特权的扩大，又会让更多人选择谄媚，以换取特权的庇护。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后期却沉溺于杨贵妃的温柔乡，重用谄媚的杨国忠。杨国忠为讨好玄宗，隐瞒安史之乱的军情，宣称“逆贼不足忧”，导致叛军迅速逼近长安。而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或被罢官，或被处死。这种“谄媚者上位，直言者遭祸”的氛围，最终让唐朝由盛转衰。
类似的场景在历史上不断重演。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的演讲被奉为“真理”，任何质疑都会遭到残酷镇压。无数德国知识分子选择沉默，甚至加入歌功颂德的行列，连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为纳粹的暴行提供“学术支持”。
平庸的恶，为何比极端的恶更可怕？因为它具有普遍性，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陷入其中；因为它具有隐蔽性，常常以“服从”“忠诚”的名义出现；因为它具有传染性，会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中蔓延。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歌功颂德成为社会风气，每个谄媚者都觉得自己只是“顺应时势”，可正是无数这样的“顺应”，汇成了侵蚀民主的洪流。
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便很难打破。权力者依赖颂词巩固统治，谄媚者依赖特权获取利益，普通民众则在沉默中逐渐麻木。自由民主所需要的批判精神、监督意识、独立人格，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消解。就像一艘失去航向的船，在颂歌声中驶向毁灭的深渊。
阴魂不散的歌德文化
可为何歌功颂德的文化能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忠君”思想被异化密切相关。儒家倡导的“忠”，本是对道义的坚守，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双向奔赴。可在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中，“忠”逐渐异化为无条件的顺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观念深入人心。
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歌功颂德者，正是在助长“仁义充塞却率兽食人”的亡天下之危。这些自愿为奴的人用谄媚消解了道义，用顺从扼杀了良知，让整个社会陷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困境。
这种奴性的残留，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网络上，不乏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现实中，仍有对权力的过度敬畏。有人将领导的错误决策奉为圭臬，有人将官员的表面功夫赞为实绩，却忘了自己作为公民的监督责任。更可怕的是，这种奴性往往披着“识时务”“懂人情”的外衣，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独立思考。可自由民主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每个公民用理智和勇气争取来的权利。
在雅典城邦，公民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弹劾执政官；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用笔杆子挑战王权与神权；在现代民主国家，媒体监督、司法独立、公民抗议，共同构成了制约权力的网络。这些制度的背后，是无数个体拒绝谄媚、坚守良知的勇气。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民主的本质，在于每个公民都有能力且愿意参与公共事务。”这种参与，不是歌功颂德式的附和，而是批判性的监督与建设性的意见。
当务之急是培育公民精神
17世纪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直面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黄宗羲在《原君》中大胆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主张“众治”而非“独治”，这些思想犹如黑暗中的微光，试图唤醒沉睡的公民意识。
他们的努力告诉我们：批判奴性并非要否定一切，而是要打破“权力至上”的迷思；培育公民精神并非要制造对立，而是要建立“权力受监督”的共识。自由民主的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每一个人摆脱奴性的束缚，勇敢地承担起公民的责任。
如何打破歌功颂德与特权膨胀的恶性循环？孟德斯鸠给出了答案：“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但权力的约束不仅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公民的参与。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潘恩在《常识》中呼吁民众“警惕权力的诱惑”，正是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让美国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之外，还有强大监督力量。
培育公民精神，要打破“等级观念”的枷锁。奴性文化的核心是“权势崇拜”，认为权力者天然优于普通人。但自由民主的本质是平等，每个公民都拥有监督权力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指出权力的过错。就像雅典城邦的公民，无论贫富，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对城邦事务进行投票。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疾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这里的“新民”，核心便是具备独立人格与公民意识的现代人。
培育公民精神，要鼓励“独立思考”的勇气。阿伦特说：“思考是抵抗恶的唯一武器。”当我们面对权力的颂词时，要敢于问一句“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面对不公的现象时，要敢于说一句“这也许是不对的”。这种独立思考的勇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在教育中培养，在实践中锻炼。
培育公民精神，还要建立“责任意识”的共识。自由民主不是“人人为所欲为”，而是“人人为公共利益负责”。每个公民都应该明白，监督权力不是“多管闲事”，而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手段；批判过错不是“破坏稳定”，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卢梭，他们以笔为武器，批判专制制度，呼吁自由平等，最终推动了文明的走向。
培育公民精神，也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民主社会不是没有分歧，而是能包容分歧；不是没有批评，而是能善待批评。雍正将批评者视为“逆贼”，本质上是对不同声音的恐惧；而真正的民主社会，恰恰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正如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只有当批评者不再被打压，当谄媚者不再有市场，民主才能真正生根发芽。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奴性不去，民主难立，一群只知道歌功颂德的奴才，永远建不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