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13日凌晨，北大教授解万英跳楼身亡。现场靠教室窗户有一把椅子，距此不远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求是》杂志，封面空白处是解万英留下的绝笔：“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他为何要自绝于世？只因12日上午党的“十四大”有一个报告，确定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令一辈子深信计划经济的解万英无法承受。
他是如此的刚烈，也如此的偏激，竟不愿静下心来，仔细看看身边发生的一切，看看一场变革中的市场机制，会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不经过对比，又如何知道孰优孰劣？
他不，他只坚定不移地相信计划经济，而毫不妥协地排斥其他任何形式的尝试。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的成长经历。
解万英是陕西人，1939年降生于西北高原的窑洞中。在国家刚走出最艰难岁月时，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苦读四年之后于1965年毕业并留校任教。
几十年来，他接受的是计划经济理论，向学生传授的也是这套理论，同时也把自己局限于这套理论。在他眼里，市场经济就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与计划经济不共戴天。
所以，他才会对一件事情的发生，深感震惊，竟至于痛不欲生，愤而自戕。
有人说，1992年10月12日这天，他曾到学校房管处谈及住房问题，回家后在房间里收听当天关于“十四大”的报告新闻。当听到报告中确立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他感觉遭到沉重一击，浑身战栗，不能自已。
当天夜里，他离家外出，走过夜色浓重、万籁俱寂的小道，一个人来到第四教学楼五楼的一间教室。在这儿，他经历了一场生命中最后的思想搏斗，焦躁不安，来回踱步，只觉万念俱灰。最终，他选择了如同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一样，决定以身殉道，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惨烈方式，来警醒世人。
他觉得应该给后人留下一句话，于是拿起笔来，在他经常阅读的《求是》杂志上，写下了自己的最后遗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随后搬过一把椅子靠在窗边，然后义无反顾地站了上去，朝着窗外的黑暗纵身一跃，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3岁。他死前的身份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所在科室的支部书记。
他死后，各种议论褒贬不一，但都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内，而最广大的升斗小民，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坚持计划经济的教授，会用自己的死来宣称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解万英是五、六十年代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主张公有经济及计划经济体制，反对私有化及市场经济。在学院内部刊物上发表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和《关于分配不公的争论及其治理》等文章；参与了编写改革开放后首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发行量超过150万册，并由此荣获国家级奖项。
这样的经历和光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瞬间被彻底抛弃，不啻当头一棒，被砸得火星乱冒。在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他选择了死亡，以示绝不妥协。
其实，既然有这么坚定的信仰，为何不顽强地活下来，瞪大眼睛，看共产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接近实现的。
难道，他在写下必定胜利时，已经感到了幻灭？
2026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