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饭圈文化中的应援打Call（押し活）相得益彰的，是现代SNS世界中的浏览量创富逻辑。大量的图文内容、视频内容被生产出来，浏览量越多收益越大，而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打开手机摄像头就可以零成本生产情绪化的内容，点击发布按钮就可以零成本地传播勾人心弦的影像，传统媒体的内容进入到这样的内容池里，就像不会跳舞的中学生误入大学生舞会一样被挤来挤去，不被待见。2011年的时候，日本智能终端用户只有955万，日本推特（X）的月活人数只有670万。而到了2024年，日本的智能终端数已经突破2亿2千万，推特（X）的月活人数整整增长了10倍，达到6700万。同一时期YouTube的月活也超过7000万，而2024年日本的总人口只有1亿2400万，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与接受方式早已天翻地覆，这种革命式的变化带来的效应，也终于反映到政治选举中。
在推特（X）上谈论外国人不遵守日本法律或者习俗、外国人交通肇事，或者抨击留学生挤占日本财政，这样的帖子可以轻松带来超过百万的浏览量，而认真讨论更重要社会议题（经济、财政、税收、利率等）的内容确法乏人问津。生产与传播耸人听闻的内容几乎没有成本，然后它带来的流量可以为始作俑者带来丰厚收益的时候，可以想象舆论场、以及人们的认知会被歪曲带偏成什么样子。前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在日本最大的自由职业匹配平台CrowdWorks上有人在招募制作“嫌中”视频的工作，总计有14个这样的招募，数据显示有30余人完成了相关契约工作。至于是谁以什么样的目的在制作这样的视频，外人无从知晓，但是情绪和生意相结合时，理性就被淹没了。
这个时候，公金作弊议员无所谓，统一教会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无所谓，没有物价飞涨对策无所谓，财政纪律松弛带来日元贬值无所谓，总之在没有对一个一个具体的政策议题，进行任何有效的讨论—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讨论—的情况下，人们像过节一样喊着“高市、高市”，然后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候选人。这种情绪驱动（emotion-driven）而非议题驱动（issue-driven）的投票行为，着实让人不安。
看见很多人（包括学者在内）说，这次选举结果反映了日本民主或者日本选民的“劣化”。笔者觉得这个帽子扣得过于道德高地，也有失偏颇。我们需要直面的是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扩散手段的剧烈变化，以及年轻人对于公共事务（比如选举）的体感变化。此次众议院选举，首次参选的“团队未来”，在只有2085名党员的情况下，居然有11位候选人当选。他们的党首也是著名的AI工程师、Youtuber安野贵博说，民主制度是在完全没有互联网、没有SNS的环境中被建立起来的，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他希望传统政党正视媒体与舆论环境的剧烈变迁，在新环境下从事政治工作。
当然类似的现象不光出现在日本，最近中国著名的意见领袖罗翔老师，清空了所有的微博，然后在B站发布了一个短视频，谈及“当前的传播规律是一个‘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关心真相，更关注情绪的满足，在这个时代共同的客观真理标准已经消失”“当我们放弃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把权力让给了那些拥有财富和魅力、创造奇观来取代真理的人”。这段言论可能可以解释罗翔清空微博的初衷——因为他自己发布的微博内容的解释权，在这个时代已经被拥有智能终端的观众们抢走了。
罗翔谈论“后真相时代”
淤塞感、变革志向与中国因素
必须强调的是，对高市的支持是遍及全年龄层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群体。这种普遍的支持背后，离不开“失去的三十年”的淤塞感，以及日本国民希望跳出这种沉闷温吞，而产生的强烈的变革志向。同时还不能忽视中国给高市政权极限施压带来的反弹效果。
90年泡沫破裂，日本陷入长期通缩，之后又跟随西方世界经历了03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和08年的黎曼危机，事实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又继续给日本社会以重创。民主党政权在2012年的选举中惨败，安倍晋三率领自民党第二次执政，开始推行“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逐渐从谷底向上攀爬，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日经指数近四十年来的走势
疫情带来的供应链紊乱和重组，再加上西方的去风险化，这些都迅速推高了极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的通胀水平。安倍经济学的长期量化宽松的负面效果，也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日元开始迅速贬值，东京的房价更是在短短三四年内翻了一到两倍。依笔者的个人观察，日本国民的“性情大变”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进步的各种言说与叙事，迅速失去市场与空间。社会集聚了巨大的期待改变的势能。而高市首相的横空出世，让这种势能喷薄爆发出来。她承载了人们对于改变的巨大期待，人们蜂拥着把票投给她领导下的自民党，就相当于在说：请带领我们走出这沉闷的隧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