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是一篇评论性分析，依据的是 Freedom House发布的《中国异议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第11期（2025年10月–12月）报告的原始数据。原报告由 Freedom House研究团队撰写，于2026年2月发布（全文链接：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6-02/CDM_Issue11_2.18.26_0.pdf）。
需要指出的是，报告中呈现的抗议数量，并不等同于社会不满的真实规模，而只是那些在高度审查的数字环境短暂浮现、随后迅速消失的事件记录。抗议之所以显得分散、零碎，更多源于信息传播被系统性切断，而非公共情绪本身缺乏连续性。
在这一意义上，抗议的“存在”与抗议信息的“不可见”构成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张力。本文尝试将抗议数据与平台审查、信息删除和可见性控制并置考察，指出稳定越来越依赖于对“是否被看见”的管理。文中评论与判断，为编译者基于原始资料的独立分析。
一、抗议在增加，但问题并不止于数量
Freedom House的《中国异议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共记录5,343起抗议事件，同比上升44%。其中，劳动抗议占比超过一半，过年前因拖欠工资引发的抗议更同比增长60%。
如果只从数字变化理解，这一趋势容易被归结为经济下行带来的社会反应。然而，将数据拉长观察，会发现问题并不在于“抗议突然增多”，而在于抗议长期积累、集中显现。
官方数据显示，2007年至2024年间，中国劳动报酬纠纷增长超过五倍，而同期就业人口并未增加。这意味着，抗议的上升并非来自“更多劳动者”，而是来自更密集的不满。
在制度层面，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持续扩大私营经济规模，却始终缺乏独立、有效的劳资协商机制。当经济放缓、房地产下行、企业现金流承压时，风险被系统性地向下转移，劳动者缺乏制度化谈判渠道，公共抗议便成为最后的表达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抗议的多频出现并不意味着是当前政治经济局面的短期反应，而意味着制度吸纳冲突的能力越来越低。
二、过年前的欠薪抗议：时间节点与情绪结构
过年前欠薪抗议的反复出现，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一种高度稳定发生的社会现象。
过年对农民工而言，不只是节日，更是家庭责任、社会体面与个人尊严的集中时刻。“能否带钱回家”本身就构成一种道德判断。一旦工资被拖欠，经济纠纷迅速转化为尊严受损与情绪动员。
因此，过年前的抗议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它既是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也是社会情绪的周期性释放。
三、抗议存在，但抗议信息正在消失
如果说抗议数量的上升反映的是经济与制度压力，那么 CDM的另一组数据则揭示了更关键的问题——抗议信息的系统性消失。
在对2025年6至12月间2,970条抖音抗议相关帖文的追踪中，约三分之二已被删除。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删除比例最高的，并非单纯的经济诉求，而是包括下列特点：
由上访者发起
抗议主体是受害者及其家属
展示拘留或暴力执法的内容
这表明，审查的重点并不在于抗议是否存在，而在于抗议可能引起的后果以及政治敏感性。
四、审查的核心目标：阻断结构性解释
从政治传播角度看，这种做法并非简单的信息封锁，而是一种“去结构化”的传播策略。
个体不满可以被容忍，经济纠纷可以被讨论，但如果是批评制度或者官员，或者这种抗议能够引起广泛共情导致大规模抗议发生，那么这种信息则被系统性压制。
尤其是“受害者”“家属”“上访者”等角色，本身具有强烈的道德动员潜力，更容易将个案转化为公共议题。因此，它们在审查体系中被视为高风险信息。
换言之，审查并非要消除所有问题，而是要防止问题在公共舆论中被公众追问而形成问责压力。
五、从内容审查到“可见性治理”
CDM数据还显示，2024—2025年间，约四分之一的劳动抗议伴随不同形式的压制，高于此前年份。
这意味着中共治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抗议未必被彻底阻止，但其公共可见性被严格控制。哪怕线下抗议可以容忍发生，但线上信息则被压制而迅速消失。同时，事件被切割为孤立个案，导致公共讨论难以持续。
在这种机制下，社会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压缩进更狭窄的表达空间。
结语：当“不可见”成为治理工具
《中国异议监测》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展示抗议的数量变化，而在于揭示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中，“稳定”越来越不是通过解决问题实现，而是通过管理问题是否“被看见”来维持。
抗议可以存在，但是否被记录、被传播、被理解为公共问题，决定了它的政治含义。当可见性本身成为治理工具时，沉默，也就不再只是缺席，而成为一种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