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剿匪”期间，被围剿的中共四处流窜，后来到井冈山落脚。图为2012年9月21日，穿着红军士兵服装的游客游历井冈山中共革命根据地旧址
据媒体消息，3月10日，重大历史题材剧“伟大的长征”正式杀青。这头吹捧“长征90周年”的重磅大牛，预计10月登陆CCTV-1黄金档。
近百年来，所谓“长征”和“长征精神”，一直是中共自嗨的超级神话。毛泽东有诗，舞台上有剧，银屏上有影，乐坛上有歌，美术界有画，课本里有文，红二代有“重走‘长征’路”……真可谓叫嚣乎东西，吹嘘乎南北。
然而所谓“长征”，究竟是“长途远征”，还是“长途逃跑”？究竟是“北上抗日”还是投奔苏联？下面，让我们拨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迷雾，看个明白。
蒋中正：扫平内患以迎强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嫁祸于东北军，随后发兵侵略中国。以1932年2月5日哈尔滨失守为标志，整个东三省全部沦陷。
然而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卖国汉奸党中共于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日）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中之国，分裂国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绝口不提保卫中国。
为荡平内患以迎强敌，1933年10月17日，蒋中正调集国军近百万兵力，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至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等县的狭小地区。或将面临一役清零的巨险。
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惨败舍家撇业落荒而逃
1934年的10月，中共红军在国军第五次围剿中惨败，从将近三十万锐减至八万六千。1934年11月21日夜晚，从江西省瑞金等地出发，开始南下突围。
宁动太岁土，不端匪帮窝。意思是说让匪帮挪窝，比太岁头上动土还难。毛泽东从1927年9月上井冈山，到1934年11月逃出中央苏区，要让他放弃苦心经营七年的老巢，谈何容易？要不是被逼到生死绝境，让毛挪窝实属万难。然而，在保老巢和保红军实力之间，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充分说明，毛中央红军放弃老巢瑞金，是疲于奔命的落荒而逃。
党史专家司马璐说，“在延安时，听过一些长征干部谈到他们在长征途中九死一生的惊险遭遇，据他们说，什么长征？是夺路逃命啊！我们一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主要领导人都是战士们用轿子、担架抬着他们过雪山草地的呀！”
“长征”逃亡前周恩来下令大屠杀甩包袱
1934年10月逃亡前，为了保证没人逃跑和投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严密甄别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
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一幕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当时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以至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残忍的是，要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表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据司马璐讲述：“长征”前，即1934年10月初，周恩来下令枪决了一批控制使用的中共高级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前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季振同。他是1931年底率领所部一万七千余人投共，并担任过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投共后，其部下的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为说了一句“我找红军的目的是为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打内战”，也因此被杀了。
“狠心纵队”与“混账纵队”
红军突围时，以林彪第一军团、彭德怀第三军团为先头部队。周昆第八军团拱卫左翼，罗炳辉第九军团拱卫右翼，董振堂第五军团担任殿后。中央领导人在行军中居于全军最中间。陆定一称之为“抬轿子”，彭德怀称之为“抬棺材”。
中央领导人又分为两个层次：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保护的对像是中央最核心的人物，如周恩来、秦邦宪，国际顾问李德等，代号“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司令员为李富春，党政团高级干部如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董必武等都编在这一队，代号为“红章纵队”。
司马璐说，在行军中，指战员普遍表露出对周恩来和其它中央领导人的不满。陆定一所说的“抬桥子”，就是指党中央领导人稳坐“轿子”，全体红军的任务是保卫“轿子”。所以有红军指战员用谐音谑称“红星纵队”为“狠心纵队”，“红章纵队”为“混账纵队”，以此发泄内心的不满。彭德怀口直心快，说中央两个纵队等于两口棺材，我们抬着棺材，怎么能打仗呢？
彭德怀“抬棺材”一语成谶
“抬棺材”本来是彭德怀对红军高层坐轿行军的怨恨之语，不料却一语成谶。只不过死的不是坐轿子的人，而是底层士兵。
在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的研究中，南下突围第一个阶段是向湖南西边跑，为什么？因为那驻扎着红军贺龙、任弼时的第二、第六军团。
结果，向中央红军还没逃到湘西，国军就开始围追堵截，国军30万兵力封锁湘江，计划“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共军以穷寇之勇拼死渡江，八万六千人最后只剩下三万人。湘西没有去成而且又折兵大半。
据司马璐讲述——
11月30日到12月1日，红军彻夜抢渡湘江。红军这时也顾不得什么纪律了，拼命向前推挤，争取上船。江水太急而船又少。后面的红军把前面的红军推落水中。刘伯承也说：“这么过江不是办法，我们自己人都把自己人挤死了。”民夫只顾逃命，把一部与莫斯科联系的重型电台也抛弃了。银元、黄金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首长分别缠在身上。
周恩来说：“我们渡过湘江，就是胜利。”红军政工人员在高呼：“同志们，冲呀！”“为革命牺牲最光荣！”也有人轻声骂政工人员是“卖膏药的”。
枪声、炮声、划船的声音，国军照明弹闪烁而过。有的船被炮弹击中了，江上的血浪像火花。政工人员又在叫：“同志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湘江在咆哮，人在哭，鬼在嚎，也有柔弱的呻吟的声音：“马克思，救命呀！”
彭德怀指着李德骂“我操你娘”
湘江惨败，彭德怀、林彪等红军将领窝了一肚子火，竟然在猴场会议上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当猴耍，把气撒到了他身上。
1934年12月31日，红军逃到了黄平县猴场。次日中央军委开会正式决议，“今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上做报告。”
周恩来示意总书记秦邦宪（博古）发表意见，他两手一摆，耸耸肩说：“恩来同志，在军事上我一向听你的，现在什么方案都可试试。”
王稼祥从担架上坐起，指着秦邦宪说：“你们是什么布尔什维克，中央谁负责，你说恩来，恩来说你……”
据聂荣臻回忆，秦邦宪当时举枪对着自己想要自杀，是聂从他手上把枪夺下的。王稼祥笑对秦邦宪说：“你这就更不像一个布尔什维克了。”
彭德怀突然走到李德（共产国际代表）面前，指着李德说：“我操你娘。”
李德问伍修权（1933年起任李德翻译）：“他说什么。”
伍修权犹豫了一会儿，机智的对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他很喜欢你的妈妈。”
李德说：“很好很好，你喜欢我的妈妈，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国际主义者，绝对没有关系。”
彭德怀又问伍修权“李德说什么？”伍修权脸色一沉，严肃的说了一个“好”字，彭德怀会意自己打了一个大胜仗，狂笑不已。
年轻气盛的林彪看到这情景，对彭德怀有几分醋意，突然也一个箭步走到李德面前，举拳便打。林彪接着对李德说：“顾问同志，你不是在军事上要我们‘短促突击’吗？老子这一拳就是对你进行‘短促突击’！”
伍修权对李德翻译说：“林彪同志问，短促突击是不是这么打法？”
但是，这一回李德看出来了，彭德怀和林彪的态度都是不怀好意的。李德用英文转对周恩来说：“今天这个会，乱成这个样子，对国际毫不尊重，反对国际就是反党。中国党脱离国际的领导，很严重啊。”
毛红军与张国涛会合时“只剩下一副骨头”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曾经记录，25日，两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见面后不久，“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
当晚聚餐过后，朱德陪同张国焘回到住所，双方谈了一个通宵。朱德叹息着向张国焘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我的回忆》指出，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九万，到达懋功时只剩一万人了。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五颗子弹。他觉得这些少的可怜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了。他认为一方面军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大公报》让毛中央红军绝处逢生
1935年9月，中共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今高吉村）。次日，在此地举行会议。毛泽东说：我们要按照一年前第三共产国际给我们的指示，要努力向北通过宁夏、甘肃，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这样的话即便我们被歼灭很多人，还能保留一些干部到苏联修养身心，然后回国来再进行革命。
可是没有想到，张国涛和毛泽东闹翻了，张国焘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而毛泽东乃率领红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6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执行北上投苏计划。
1935年9月11日，毛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次日，在此地举行会议决定，能走多快走多快、能跑多远跑多远，尽量靠近苏联地区以保全自己。到达甘肃省陇南小镇哈达铺时，毛泽东意外获得一份《大公报》，上面说“盘踞陕北的红军，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毛据此得知，陕北有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徐海东和刘志丹在陕北还有几万红军，于是毛决定，不再逃往苏联，要和刘志丹和徐海东会合。
1935年10月19日，在离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
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存之道——打家劫舍
自古以来，打家劫舍就是土匪的看家本领和生存之道。中共军队作为南昌叛军、秋收暴乱痞子军和井冈山土匪三合一起家的土匪流氓军，自然继承了这一祖传衣钵。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言相告？显然有难言之隐。
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一直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筹集军粮军饷的问题。每占领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土豪打光了，便派突袭队到白区（国统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红区附近的白区土豪也被打光了，老百姓也跑得精光，最后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无人区。
早在“长征”之前的苏区时，中共就有负责打家劫舍的专职机构——“没收征发委员会”，建立了从省到乡的分级机构。1934年11月10日，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长征途中，没收的决定权从苏维埃政府转到了军队政治部。
资料显示，仅在贵州地区，红军在黔阳抄没李义怀、粟恒云等土豪家产；在遵义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5万多元银洋、大量食盐和香烟；在湄潭打了47家土豪，分掉海量粮食、食盐和肥猪。
1935年1月红军来到贵州桐梓县城时，当地富人早已将大量财物转移储藏在周围山洞。红军除征收他们的财物，还攻打山洞获得大量财物，折合大洋30余万元。
红军下饭馆做皮衣吃锅贴羊肉
在中共向人民的宣传中，“长征”是北上抗日的“艰苦卓绝的壮举”，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吃皮带充饥。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撰文说，被中共删掉的何涤宙所写的《遵义日记》文献价值最高。这本日记却写了红军干部团几个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曾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
中共高官李一氓在回忆文章中，也曝出红军“长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困难时有酥油，还有锅贴、水饺、火腿、羊肉吃。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摘自《文人饮食谭》）
李一氓等红军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饺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做法，经过煎烤，锅贴比水饺香。愈做手艺愈纯熟，他们的锅贴甚至出了名。
李一氓还说，有一晚在甘肃临洮县属的哈达铺，几个红军合资共得银元一枚，向当地人买了一只羊，几个红军把羊分为若干种做法，有羊肉锅贴，几个人当晚就把一只整羊吃光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被抬着“长征”
中共一直宣传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跟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开始形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三人集团”，他们躺在担架上商议谋划怎样夺取党政军大权。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担架上谋划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这“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王稼祥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
也有民众在网络上揭露，周恩来也是坐着担架“长征”的。
中共领导“坐担架”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情之一。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
“长征”路线节点图说明了一切
瑞金→湘西（未到达）→转道遵义（落脚未成）→懋功→（投奔苏联途中得知陕北刘志丹）→落脚陕北。这就是“长征”路线节点图。
连续文案可表述为：中共败退瑞金后，首选是到最近的湘西与贺龙会合落脚；失败后又选相对安全的贵州遵义开辟根据地，未逞；再长途逃窜到懋功投奔张国焘，一路上狼狈不堪、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毛与张国焘内讧后，毛红军决定再向北跑投靠苏联伏以待时，幸遇陕北刘志丹收留，这才绝处逢生。
以上史实可见，从瑞金落荒而逃的红军，根本不知道究竟跑到哪里算一站，更不知道哪才是终点站，只是速求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从逃窜大方向上来看，经历了一次由向西到向北大的转向。出瑞金向西，因为贺龙部和遵义在西边；过金沙江后转向北，因为懋功（张国涛部）在北边；毛、张内讧后继续向北，因为苏联在懋功北边；终止投苏计划是因为意外发现陕北有个刘志丹，毛红军这才最终落脚陕北。
从瑞金到陕北，路不可谓不长，但却是“长途逃窜”，而绝非“长途远征”；确实有“北上”行动，但却只不过是为了投奔张国涛和投靠苏联，与“北上抗日”无关；而最终落脚陕北，则纯属意外，“瞎了跌跤拾元宝——碰巧了。”
结语
据悉，“伟大的长征”是由中宣部、广电总局、军委政治工作部合力支持的“献礼”大片，是动了大阵仗、砸了大本钱、下了大功夫的，预计十月登陆殃视黄金档。
打个比方吧，“伪大的长征”就好比牛魔王憋了九十年的一个臭屁“嘭——”的一声炸响，因为牛劲太大，可难免吹出一些“干货”来。所以奉劝洁身自好的诸公，对此还是离的越远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