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6日，河北省唐山市，2014年关闭的清泉（Qingquan）钢铁厂已成废墟，这里是该厂建筑群的全景图，该厂已成为当地多家所谓“僵尸工厂”之一。(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ilton Ezrati撰文／信宇编译）
如今，许多西方记者、评论员和政界人士对中共政权能够实施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都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种能力让中共相较于看似混乱、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民主国家拥有竞争优势。然而，他们的看法大错特错。事实上，北京方面坚持集中控制的做法恰恰是中国经济软肋的根源，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与西方许多媒体评论和政治恐慌宣传相反，北京对经济的集中管控与其说是优势，还不如说是弱点。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格雷格‧伊普（Greg Ip）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正是这些充满恐惧的“中国优越论”的典型例证。该文题为“北京的‘全产业政策’让世界其它国家望尘莫及”（Beijing’s‘Industrial Policy of Everything’ Leav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Dust，05/15/2026），文章简要概括了中共对经济管理的做法，指出北京方面“几乎将所有行业和地区、需求与供给、服务与商品、先进产业与日常领域都纳入了调控范围”。
伊普解释说，中共的控制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macroeconomic and microeconomic）层面的，旨在推进北京的“经济、技术和战略”（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strategic）目标。伊普这个看似准确的描述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得到了公开承认，甚至受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中共各级的推崇。北京的规划者们遵循中共的指导，确实直接主导并控制着中国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伊普的文章以及许多类似的文章之所以有误，是因为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方面这种集中化且受政治主导的模式，将使中国令其经济竞争对手（估计指的是美国）“望尘莫及”（in the dust）。当伊普声称中共正在“做一件世界前所未见的事情”的时候，他（估计是在无意间）忽略了与这个说法相悖的最有力证据。
当年苏联（Soviet Union，1922—1991年）采用的正是这种做法。而那个专制政权在近40年前遭遇彻底且惨痛的经济失败，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个。而到了如今，中国经济中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正是这种做法。
显而易见，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自2021年爆发以来，这场危机一直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开发商无疑应为这场经济灾难承担部分责任。他们的行为确实不够审慎。但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是北京方面采用的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经济模式。几十年来，这些政策通过维持低利率、提供补贴以及促成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形成某种合作关系等，从而鼓励了激进的房地产开发。
北京方面的政策导向几乎迫使开发商在经济和财务上无所不用其极，从而使住宅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占比在高峰期曾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25%，远高于其它任何国家。
2021年10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航拍照片显示，受流动性危机影响，恒大（Evergrande）文化旅游城项目尚未完工。(Getty Images)
随后，在数十年不顾审慎原则、一味推动激进扩张之后，规划部门于2020年突然转变方针，推行了“三道红线”（three red lines）政策。中共当局一举撤销了此前对住宅开发的所有支持和鼓励。由于既未收到预警，也没有时间调整，这些扩张过度的开发商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这并不令人意外。
这场危机始于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Evergrande Group），随后不断蔓延，将这个曾经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行业变成了经济拖累，并引发了一系列金融连锁反应，这些反应严重限制了中国经济为其它促进增长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的能力。六年过去了，中国经济仍在承受着这场危机的影响。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中共决策者却通过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2025）计划，进一步损害了经济。这个举措一方面反映了在技术上超越美国的全新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决策者将其视为一种为经济创造新增长引擎的途径，以弥补住宅建设领域支持力度的减弱。
在这个计划的指导下，北京利用国有银行向一份指定的行业清单注入投资资金，其中包括电动汽车、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技术等。巨额资金的涌入使这些受青睐行业的生产能力远超中国国内经济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危机导致房价、家庭净资产以及消费支出下滑，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消费者需求疲软，削弱了在中央政府青睐领域之外进行支持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由于热门行业产能过剩，中国面临着生产者价格的下行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其它经济问题。
实际上，中央计划经济使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出口；而由于美国——以及在程度上较轻的欧洲和日本——对中共贸易的态度日益敌视，中国这种更高的出口依赖发生的时机特别不妙。虽然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美国司法体系中历经波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截至今年3月的过去两年间（这是目前可获得数据的最新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已下降约30%。
迄今为止，中国通过扩大对欧洲和所谓“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出口，成功弥补了美国市场萎缩带来的损失，但是欧盟（EU）最近开始对中国贸易实施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商品的涌入表示反对。无论规划者当初的预期是什么，这些过剩的产能既未能用于刺激中国国内经济，也未能支撑出口的扩张前景。然而，在最新的五年规划中，北京方面的策略实际上加倍令国内经济失衡，也加剧了对外国经济和政策的极端依赖。
这仅仅是中国推行中央计划经济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中的两个。它们造成的后果远不止是破坏经济平衡和造成巨大浪费。由于建设必须依赖借贷，所有这些不切实际的项目都留下了沉重的“问题债务”（dodgy debt）包袱。中共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非金融债务总额已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300%。
诚然，美国的这个数据为719%，欧盟为689%，远高于中国，但是这对于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而言也在意料之中。若要进行更公平的比较，应与印度进行对比，该国总债务约占GDP的83%。
这些既浪费又沉重的失误或许会让人对规划者的能力产生质疑，但是归根结底，它们凸显了中共集中式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央计划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即经济繁荣的根源在于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任务——预测消费者、企业乃至国家安全等各方面的未来需求。
尽管有些猜测比其它猜测更有依据，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只是猜测。没有人——即便是最聪明的规划者——能够预见未来。预测失误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债务累积。由于中央计划会调动大量经济资源（包括物质、劳动力和资金）来支撑其预测，因此当预测正确时，经济回报可能非常可观，就像中国在发展水平较低、未来需求相对明确的年代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但当像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做出错误判断，却仍投入庞大资源时，就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以及堆积如山、品质可疑的债务。
当然，市场经济也会做出许多错误的判断，这些失误同样会造成资源浪费并留下令人头疼的债务负担。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中的每个参与者在整体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因此每次失误所涉及的国家经济资源也较少，这使得因失误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债务负担都更容易应对。与此同时，市场体系中更为多元化且分散的努力——尽管这看起来可能有些混乱——却让经济比集中、单一方向的规划更有可能在众多预测中至少有一项能符合未来需求，从而促进成长并创造财富。
中共政权实行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和集中管理体制，一方面削弱了经济成功的潜力；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失误，其影响便会波及面广且破坏性极大。当今中国正面临着因某些重大规划失误——即判断失误——所导致的经济和财政负担。
尽管中共的这种中央计划的指令型经济在取得成功时确实令人瞩目，但是它对未来预测不足的固有倾向，使其与市场经济体系相比处于根本性的劣势。基于此，很难想像中国如何能迅速从过去的错误中恢复过来，更遑论主导未来或让其它国家“望尘莫及”。
作者简介：
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布法罗分校（Buffalo）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特约编辑，亦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知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入职Vested之前，他曾担任Lord, Abbett&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和经济学家。他还经常为总部位于纽约的《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撰写文章，并定期为《福布斯》（Forbes）撰写博客。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将到来的三十年：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统计学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2014）。
原文：China’s Centralized Approach to Economics Is the Country’s Greatest Weaknes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