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这人是富有传奇的。他在民国时期，是国军陆军上将，担任过甘肃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时，他是副总司令。但他同时又与中共高层有密切交往，1926年刘伯承泸顺起义失败逃至西安，是邓宝珊给了他600银元和一纸通行证，助其顺利抵达南昌。
也是这一年，邓小平要去苏联，缺少路费，邓宝珊二话没说，直接给了200大洋。
抗战期间，邓宝珊曾多次前往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坦诚交谈。1944年12月，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因为这层关系，1948年底，傅作义委托邓宝珊代表他同解放军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新政权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时间物色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就是邓宝珊。邓宝珊是甘肃人，曾做过甘肃省主席，由他主持甘肃再合适不过。但邓宝珊对此任命最初是拒绝的，后来是毛泽东亲自把他请进中南海，经过一番劝说，他才欣然答应的。
会见时，毛泽东特别告诉邓宝珊：“我让你去甘肃，是因为你在那里人熟，威信高。”话说到这种程度，邓宝珊哪里还能推辞。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依据规定，省政府由省长、副省长和秘书长、厅长、局长、主任等组成，实行省长负责制，受国务院领导。
最初几年，邓宝珊有职有权，他也兢兢业业，事必躬亲。他甚至亲自前往会宁和定西考察，那里是有名的干旱区，车子上坡时突然抛锚，56岁的邓宝珊带头下来推车。随行人员劝他不必一定要去基层，他答复说：“不亲眼看看，心里不踏实。”
然而从1956年年底起，一切开始发生变化，邓宝珊发现他正在渐渐被人轻视。
尤其是在从青海调来甘肃担任省委书记的张仲良改任第一书记之后，邓宝珊的处境就变了。张仲良认为邓宝珊的存在对他随心所欲独揽大权是一种障碍，处处严加防范，不予配合。在张仲良的带动下，省政府下辖的某些厅局长，也开始对邓宝珊不再尊重。
有一天，邓宝珊亲自主持召集厅局长会议，通知的开会时间都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了，仍然有大半厅局长不见人影。面对眼前寥寥无几的到会者，邓宝珊无奈地苦笑了一声，说：“不等了，咱们还是开会吧。”
邓宝珊知道，某个人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彻底剥夺他的权威，将他边缘化。从此，除了礼仪性质的场合，再也没有人出面请邓宝珊主持任何工作。
即便如此，到了57年反右期间，尽管邓宝珊已经够谨小慎微，缄默不语，仍然受到了冲击。
这年的6月8日，省府大院内贴出起了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交通厅长杨子恒等一批民主人士，率先成为了运动对象。随着大字报数量的激增，火力越来越猛，其中很多是无限上纲、凭空捏造的荒谬指控。很快，便有大字报贴到了邓宝珊办公室的楼道，尽管未直接点名，但扬言要“挖出甘肃右派分子的总后台”，宣称“甘肃右派分子背后有一把保护伞”的措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矛头是直指邓宝珊的。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省长，近的有青海的孙作宾，远的有浙江的沙文汉。邓宝珊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正在焦虑之时，气势汹汹的大字报突然降温，使邓宝珊安然无恙，免于一劫。后来才知道，是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听说了他的处境，对甘肃的局面进行了干预。
邓宝珊虽然逃过一劫，但眼见知识界众多杰出人才，以及自己相交多年的老友、老部下，一个个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罪名，心中的悲凉始终难以平息。
想到自己尚且自身难保，却被大字报诬称是“保护伞”，结果又能保护谁呢？
8月的一天，午后的阳光刺得人有些晃眼，邓宝珊想去政府大楼看看。此时，四周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歌曲：“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走进大院时，他看见几个新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正拿着铁锨在清理垃圾。其中一人，是他在省农牧厅的老部下甄载明。甄载明一见到老上级，避之唯恐不及，慌乱中急忙拉低帽沿遮住脸面，就匆匆地躲开了。
隔天之后，邓宝珊特意将甄载明请到家中，关上房门，和他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你觉得自己有罪吗？”
甄载明摇了摇头，眼眶里顿时蓄满了眼泪。
邓宝珊像长兄一样地安慰他：“我了解你，你有什么罪呢？别人可以曲解你，你却不能轻贱自己。你要抬头做人，事情总归有明朗的一天。”
甄载明泪眼婆娑地说：“解放前，您曾帮我脱离国民党的牢狱之灾，然而如今，你也险些深陷其中！”
邓宝珊挥了挥手，似要摆脱这种阴影：“不谈这个。总之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这次交谈，对甄载明影响极大，即使遭到了反右的重创，他仍坚韧地活着走到了90高龄。
傅作恭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的惨死才是邓宝珊最该深感内疚的事情。
傅作恭是傅作义的堂弟，毕业于金陵大学林业系，后来被傅作义安排在绥远担任农场场长。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将傅作恭安排在水利部工作。1953年，邓宝珊去北京出差，在傅作义家见到了傅作恭，交谈之下，发现傅作恭不但是林业专家，对水利建设也相当内行。甘肃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希望傅作恭能到甘肃工作。傅作恭本来在北京生活得好好的，但禁不住邓宝珊一番盛情邀请，就答应了，在1953年2月来到了兰州。之后，每逢佳节，邓宝珊都会邀请傅作恭来家中做客。在水利及林业方面遇到问题，邓宝珊都会向傅作恭请教咨询。
1958年，引洮工程上马，傅作恭对引洮入甘工程提出意见，认为脱离实际，好大喜功，民力无法承受，结果成为批斗目标，定为右派，甚至被褫夺公职，下放到夹皮沟劳改农场强制劳动。
邓宝珊屡次托人辗转传信，希望能与傅作恭见上一面，却始终未能达成心愿。最终，傅作恭因饥饿与无法承受的劳动强度，悲惨离世。
堂堂一省之长，竟然救不了自己钟爱的下属，情何以堪？
就在傅作恭遭受苦难的同时，甘肃的百姓也在承受着同样的磨难。
1958年10月，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浮夸之风盛行，竟将当年甘肃省的粮食总产量从1957年的85亿斤夸大到220亿斤！
无独有偶，礼县一位乡村团支书竟吹嘘自己种植的土豆，亩产量到了惊人的16万斤。这位团支书随后被邀请到大会上分享他的高产神话经验。各大报也纷纷广泛报道，盛赞省委书记张仲良领导有方。邓宝珊虽然明知是虚夸，却只能沉默不语。
1958年下半年起，甘肃农村开始出现人口外流、浮肿病蔓延乃至野有饿殍的情况。逃荒的饥民给邻近省份带来极大困扰，这些省份纷纷向上反映，强烈要求甘肃省制止人口外流。
面对这种压力，张仲良却认为是地县党委执行不力所致。于是在这年寒冬时节，派出四个农村工作团，分别前往河西、陇东、陇南和中部区域，查处所谓粮食“瞒产”的问题。
陇东工作团的副省长李培福，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竟然超过了实际的粮食产量。许多食堂已陷入困境，被迫停办；部分公社甚至吃光了种子储备，静宁县的界石铺公社就有高达三万亩的土地未能播种。
李培福在调查中发现情况严重，于是火速返回兰州，向省委进行汇报，请求尽快为基层调拨粮食。谁知张仲良闻听此事后勃然大怒，不仅拒绝提供粮食，还疾言厉色地训斥李培福右倾。
满腹委屈的李培福向邓宝珊诉苦，邓宝珊却无能为力，只能叹气。此前邓宝珊也已多次向张仲良反映过类似情况，张仲良都一概置若罔闻，毫不理睬。一省大权都集中在省委第一书记手里，别的书记都成了陪衬，他这个党外民主人士的省长，又焉能有所作为。
不过，当年却有则“马路消息”，在甘肃广为流传，其真伪难辨。
消息说：在最困难的时候，邓宝珊为救民于水火，冒着丢乌纱的风险，带着百姓充饥的树皮糠菜团子“进京面圣”。他以为奸臣当道，最高领导不知下情。走进中南海，才知道连最高领导也数月不见荤腥，饿死人的省份不止甘肃一省。即便如此，听了邓宝珊的反映，最高领导仍然感到吃惊：这个张仲良，竟然搞得连省城兰州也快断粮了？
于是派员去甘肃微服暗访，走到山丹县，被县委书记刘逢浩下令逮捕。刘逢浩是张仲良最信任的书记；山丹县是大跃进中的“红旗县”，反右倾时将一大批干部整得家破人亡。在河西走廊，山丹县饿死的人最多，不少村庄饿死者无人掩埋。刘逢浩的口号是：“宁肯人吃草，不叫红旗倒！”
这个刘逢浩也是胆大包天，竟敢抓捕钦差大臣，这才使最高领导层决心解决甘肃问题。1961年初西北局召开兰州会议，中央派工作组督导工作，从省外调集粮食救援甘肃。
兰州会上，鉴于张仲良所犯严重错误，将其从第一书记贬为第三书记；后为平息民愤，又将其调往江苏易地任职。
接下来的几年，邓宝珊与新调来的第一书记汪锋相处和谐。
汪锋还记得邓宝珊的救助之恩。1931年冬，汪锋在西安时。有天在街头受到特务追踪，便跑到邓宝珊的办事处处躲藏。特务追到门外，不敢贸然进入。汪锋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经葛霁云介绍认识了邓宝珊。邓宝珊了解到他是被追捕的共产党员，很包容地说：“你尽管住下，多久都行！”
因为这层关系，邓宝珊又能正常工作，甘肃局面也逐渐趋于好转。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又一场运动拉开序幕。这年10月，邓宝珊遭遇抄家，一群红卫兵翻箱倒柜，搜出了一把日本战刀。那是1943年冬天，他途经延安，送了贺龙一个名贵的法国烟斗，贺龙则回赠他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日本战刀。这段历史搁在平时很容易说清，但恰逢当时贺龙正在蒙受诬陷，邓宝珊不想牵扯贺龙，于是选择了沉默。就在红卫兵气势汹汹之际，有人翻出一本影集，发现其中竟然有邓宝珊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不禁感觉有些愕然。此时，正好兰州军区闻讯派人赶来救护，抄家的红卫兵这才不再纠缠，随手拿起一些东西扬长而去。
很快，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得知了邓宝珊被抄家的消息，立刻派来一架军用飞机，将邓宝珊悄悄接到北京，安排在一家部队医院。
两年后，74岁的邓宝珊在医院病逝。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惟《人民日报》在最后一版的不显眼处，发布了一条短讯。
直到1979年4月24日，才在北京为邓宝珊补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2026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