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在牧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步走，向共产主义过渡，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使青海人民吃尽苦头。1957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5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60万。减去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人，还有50多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任青海省委任第二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与其谈话。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区党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副部长，在副部长中是最年轻的。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不仅经济遭到空前破坏，人民群众死、伤惨重，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还运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人间地狱般的状况，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树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下车询问，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种”，使王昭非常震惊。他认识到，青海省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问题发生在青海，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对其中少数人作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是执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被开除党籍、公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大换班，公安厅长被降职调到乐都县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县长；省检察长、法院院长被免职。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处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过来借助造反派批斗王昭，文革后，有的人不仅官复原职，还升了官。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数。省委领导层的大格局基本未变，原来的五位副书记继续留任，只从公安部带来王仲方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以左纠左也是存在的，对少数人的处理造成了新的冤案。从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复查平反了本省错捕、错判的全部案件，释放了还活着的各类人员17000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如果继续在食堂喝大锅清汤，那就非饿死不可。所以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当时，青海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王昭通过实际考察，为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在偏僻农村允许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在牧区允许牧民个人承包喂养牛羊；在城市积极组织生产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给青海多调拨生产资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数农牧民家里有了铁锅和菜刀，布票由原来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应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这时，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3年秋，王昭亲自挂帅，两位省委副书记参加，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离西宁市几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展社教试点。
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刚刚报到，即因王昭要人，调去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开始第一年的具体工作在复查案件办公室，阅读、整理公安机关（包括劳改、劳教部门）上报的整风运动材料，接触大量血腥、悲惨、荒唐、令人发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参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运动全过程。
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谈特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工作团每一个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通过社教运动，把被地、富、反、坏、右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他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等等。
没有下去之前，工作队员并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之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农村实在太苦了。和农民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但是要和农民同吃饭，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晚上是干菜根泡后用水煮，在里面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糊，调料只有干辣椒面。对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他来说，这是难以生存的。
公安厅派一位警卫人员跟着王昭，想给他单独弄点吃的，遭到严厉批评。一起下去的那两位省委副书记，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找借口回西宁，然后干脆住进医院了。死心眼的王昭，身患糖尿病，却硬着头皮，坚持在那里。直到发高烧，才不得不回西宁治病。稍有好转，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个干部经过商量，找各种借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宁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个多月的“四清”结束后，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队员得了浮肿病。7个工作队员实在饿得受不了，违反纪律偷带食品、或叫家属偷偷送吃食，如饼干、糖果之类，或偷偷到平安镇上买高价食物，被发现后开除党籍或公职。
此后，王昭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四清”运动，积极贯彻西北局指示，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新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牧区划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转嫁到基层干部头上。
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委都要搞社教试点，而且要向中央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不亲自出马，你王昭带这个头干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疗疾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劳有着密切关系。青海除东部农业区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区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带科技人员到高寒牧区了解地质、矿藏、牧场、草地，研究发展青海省农牧业生产和石油、有色金属、盐湖开采。在那里，气候变化极快，有时在一个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高原严重缺氧，对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树，在翻越5600米的巴彦喀拉山时，由于氧气袋里的氧气已经用完，他顿时休克。司机加快速度开车，想在最短时间里翻过山岭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山是翻过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处，车也翻了。王昭腰部、颈部受伤，后经医院治疗，脖子还是转动不灵，腰不能伸直，这样仍然坚持工作。他是真想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啊！
“四清运动”中王昭的左倾路线
在“四清”运动中，王昭带队来到平安公社，要为今后全省开展社教运动树立样板。王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第一个标题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推行“大跃进”时的种种强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众对“大跃进”说过的牢骚话、小偷小摸行为，都说成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把部分基层干部在左倾路线逼迫下的违法乱纪，说成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把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行为，说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90%的干部被批斗，37人被斗后自杀，19人被逮捕。在对敌斗争阶段，开展了对“五类分子”的群众批斗会。可是，尽管工作组员一再交代怎么说话、怎么批判，积极分子上台后，还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五类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现行破坏活动根本没有，临时编造也编不出来。大会往往冷场。
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教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的苦。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要事先导演社员如何上台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了台，有些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他家里的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有的干部被当场活活打死。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1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
按“四清”运动设想，要把农村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村干部撤换、改组，把得到群众拥护的好人选出来当干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昭亲自蹲点的那个大队，选出来的党支部书记叫刘××。原来是个有名的懒汉，土改以后没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独身一人生活。工作组进村时，要挑选最贫困的农家住。他家最穷，两间破草房不能住人。还是工作组出钱派人维修，才能住人。靠这样的人来当大队干部，是没有能力领导大队的。后来王昭被捕入狱，他也受到牵连，被多次游街毒打，不久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