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3%，创疫后最低水平。《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社零总额60万亿元目标。但该规划仍侧重供给端基建、产业与信贷，回避如何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此举无异于抱薪救火。政策惯性可能源于对大规模转移支付影响宏观控制的担忧。
一、上半年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回落至疫后最低水平，国家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
上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作为“十五五”开局的首份消费半年报。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为24.87万亿元，同比仅增长1.3%。远低于上半年5.4%的现价GDP增幅。其中6月份零售总额4.27万亿元，增幅仅1%，创下疫后零售额最低增幅。分类看，汽车零售总额同比降低12.6%，是所有商品品类中降幅最大的一项。6月当月降幅更是达到16.1%。
即使包含服务消费的居民消费支出，也力有不逮。上半年人均居民消费支出14836元，同比仅增长3.7%，也只有现价GDP增长幅度的三分之二。
集投资与消费功能于一体的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在经历了五年萎缩后，进入第六年的上半年，跌势不减。2026年1-6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万亿元，同比下降13.6%。与2021年上半年的9.3万亿对比，则下降了60%。
就在国家统计局这些数据公布的前两天，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文件明确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不少专家认为，这个规划一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消费就要起飞了。
持有乐观观点的人，认为这份规划是未来五年中国内需市场扩容提质的顶层设计，更是一次重塑国内消费逻辑、重构产业竞争格局的中长期战略蓝图，彻底跳出了简单刺激消费的传统思维，锚定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他们的乐观来自未来五年1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扩容。他们认为，2025年全国社零刚突破50万亿元，“十五五”规划2030年达到60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消费市场还要再扩容10万亿元。这意味着以后五年中国消费品零售额每年将以3.7%的速度增长，与2025年的增幅相同，是2026年上半年增幅的2.8倍。
二、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通过扩张供给来刺激需求，无异于抱薪救火。
三郎承认，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确是内需市场扩容提质的顶层设计，但该规划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措施的重点依然放在供给端，其本质是通过扩张供给来刺激消费，在如今供给严重过剩、需求严重不足的大背景下，通过扩张供给来刺激需求，无异于抱薪救火。
第一，后五年消费品零售额3.7%的年增幅可能无法达到。
三郎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十几年，按三郎了解的常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里提及的到2030年争取消费品零售额达到60万亿元，发改委和商务部一定是依据2025年的统计数据线性推算的。2025年消费品零售额为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按这个增长幅度持续发展5年，2030年消费品零售额的确可以超过60万亿元。
但使用2025年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去线性推估五年后零售额的人忽略了两个问题：
第一，没有任何经济指标可以维持线性增长，一般而言，基数越大，增幅越低；
第二，2025年零售额增长3.7%，但2025年下半年零售额仅增长1.5%，上半年仅增长1.3%。从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我们最近一年的零售额同比增幅，只有1.4%。如果2026年零售额要达到3.7%，下半年则需要增长6.1%，这是小概率事件。
第二，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里的主要措施还是如何扩大、优化消费供给。
细读《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三郎大体感觉是，谈及“加大民生保障支出”时，内容比较空泛，原则性提及牢牢托住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关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如何提高财政对居民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具体措施。
规划将重点放在如何扩大、优化消费供给上。规划提及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老旧商业街区改造提升，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等，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加大财政支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力度，促进增加更多优质供给，提供更多创新消费场景。
规划还要求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银行信贷资源向文旅、餐饮、养老、汽车等重点领域倾斜。
无论是如何利用政府预算和债务资金来支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利用货币工具支持重点服务产业，不得不承认，这都是扩大和优化消费供给的措施，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无关。
如果我们将上述措施与6月23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相结合来研究，不难发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提及的后五年消费品零售额扩容10万亿，以及商务部专家解读“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时提及的现阶段仅汽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交易两项，市场规模就已突破2万亿元，如果叠加汽车金融保险、租赁、改装、赛事活动等业态，市场规模或突破5万亿元，决策者习惯性计算的都是供给容量，而非需求容量。原本就供给过剩，依然从供给扩容角度来谈扩消费，请问，购买这些扩容的供给，消费支付能力从何而来？
第三，理论与实践均证明，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失衡的经济结构中，专注于扩大供给无异于抱薪救火。
其实，不仅《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的大多措施属于扩大、优化供给能力的内容，这些年来我们几乎所有的促消费措施，基本上都属于扩大、优化供给能力的内容。
比如自疫情以来，我们一直在实施以旧换新计划和指定消费品的消费补贴计划，鼓励购买新车、新房、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但这些“消费”补贴计划的具体实施，都不是向消费者支付补贴，而是向销售者、生产者支付补贴。实际上并非刺激消费，而是为过剩的供给消化库存，是打着“促销费”旗号的补贴供给，因此这些政策最终未能将消费提升到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水平，而且一旦政策退出，消费立马收缩。
自2020年疫情开始至今，我们就不断地实施消费券、消费补贴、以旧换新等所谓的促消费措施，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从2019年的40.73万亿增长到2025年的50.12万亿，年均增长仅3.5%。这个增幅只有疫情前6年的一半左右。
三、为什么我们习惯于制定从供给角度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不愿意直接增加个人收入来直接刺激消费？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通过扩张供给来间接刺激消费与通过增加个人收入来直接刺激消费，适用于不同场景。
在供不应求、需求过剩的经济背景下，制约消费的瓶颈是供给不足，这种场景下通过扩张供给来间接刺激消费，自然是有效的。
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制约消费的瓶颈已经从供给不足转移到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主要是购买能力不足所致。如果继续扩张供给，自然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供给过剩时代，自然应该增加个人收入，提升购买能力。
在供求均衡的理想状态下，通过扩张供给，当然也能刺激消费。在这种状态下，国民收入分配中个人所得的比例能够维持购买能力与供给水平的平衡。但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GDP中，个人所得占比只有40%，而国际一般水平为60%。正是因为我们的个人分配比例太低，不足以维持购买能力与供求能力的平衡，才导致目前我们较为严重的供给过剩、需求不足。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经常指出国内需求低迷的原因——由于房地产行业衰落导致的未偿抵押贷款上升导致家庭债务过高、高储蓄。他们忽略了其实这些都是消费低迷的表现——他们忽略了消费低迷的本质是国民收入中的个人占比太低。
自2019年以来，国家文件中对提振消费的重视日益增加。在这些文件中，消费已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2024年，消费从此前的第三或第四优先事项转变为与国内需求直接相关的第一优先事项。2020年开始的“提振消费”也变为2024年“大力提振消费”。整个2025年，国家官员在聚焦经济的演讲和论坛中持续使用这一表述，暗示消费不仅是首要任务，而且被视为双重作用：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
尽管有这种言辞上的转变，政策制定者仍不愿制定向家庭转移财富或者增加个人收入以直接促进消费的政策。这是因为担心这些政策可能破坏国家经济目标以及实施工具的效能。
一些高级官员和代表官方的学者在讲话中通常认为，财政收入无法支持大规模增加个人收入，如果像2008年和2015年金融危机后采用的大规模刺激措施，将会进一步增加地方已经很高的债务，将威胁到经济秩序和稳定战略。此外，决策者和一些对决策中有影响的经济学者认为，大规模“福利主义”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他们在文件中呼吁提振消费，但在实际的经济决策中通常优先将有限预算用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尤其是因为这为增加地方收入和获得政绩认可提供了有效途径。
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所用的工具也限制了决策部门促进消费的能力。历史上，我们通过低工资、低地价、低利率和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促进快速投资驱动的增长并补贴制造业。这样的经济工具帮助财富从家庭转移至政府和企业，也形成了鼓励低工资和高投资的税收体系。最重要的是，这些工具还依赖于国家对国民收入和资源的控制。大规模现金转移至家庭，将削弱国家对国民收入和资源的控制度，进而影响国家的产业政策，这被视为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