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做了很多年的统独民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自1994年开始持续进行的统独立场调查。严格来说，这份调查并不是简单地让受访者在“统一、独立、维持现状”三者之间选择，而是把态度细分为尽快统一、尽快独立、维持现状后走向统一、维持现状后走向独立、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以及永远维持现状。三十多年下来，一个现象非常清楚：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选择。
于是，“台湾人民希望维持现状”逐渐成为描述台湾民意最常见的一句话。但我一直觉得，我们少问了一个问题：台湾人究竟想维持什么样的“现状”？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回答，我们对这份民调的解读可能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首先，台湾今天的现状是什么？台湾有自己的民选总统、政府、国会、司法制度、军队、货币、护照和边境管制。台湾人民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无论我们在国际法与外交语言上如何称呼它，这至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事实：台湾是一个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事实上独立运作的政治实体。所以，“维持现状”首先意味着维持这个事实。但是，这只是现状的一半。
现状同时包括中国宣称拥有台湾，而且拒绝放弃以武力改变台湾命运。更重要的是，现状还包括国际社会如何回应这个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一方面反对中国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支持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另一方面，美国长期政策又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并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中国告诉台湾人民，你如果改变现在的国家定位，我可能对你发动战争；而台湾最重要的民主盟友同时告诉台湾，我们反对中国使用武力，但是你也不要片面改变现状。在我看来，这也是“现状”。因此，当我们问一个台湾人：“你支持统一、独立，还是维持现状？”他的选择并不是在三张干干净净、具有同样代价的选票之间进行。“维持现状”意味着明天大致还可以继续今天的生活；而“独立”这个选项旁边，却摆着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巨大警告牌：中国可能发动战争；而如果台湾被认为是首先“改变现状”的一方，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究竟会如何反应，也存在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人选择“维持现状”，究竟代表什么？我的分析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台湾人民不知道自己希望这个国家是什么，也不能简单解读成台湾人民在统一与独立之间各退一步。我认为，台湾人选择“维持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意主动承担改变国家定位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后果。这是一种政治选择，但同时也是一种风险选择。
如果再往前追问一步，就会发现这个现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有一段很长的国际政治历史。西方民主国家过去数十年的中国政策，在我看来，建立在一连串一厢情愿的假设之上：只要维持经贸交流，让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催生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崛起之后，自然会要求更多权利，进而催生公民社会，最终推动中国政治自由化；而一个经济繁荣、社会更加开放的中国，最后会成为一个比较理性、比较接近民主国家行为方式，并愿意遵守国际规则的国际秩序参与者。
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Robert Zoellick提出著名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概念，期待中国不只是国际体系的成员，而且逐渐成为维护这套体系的“负责任持份者”。这个概念很好地代表了那个年代西方对中国未来的期待。中国后来确实富裕了，中产阶级确实壮大了，但是后面的故事没有按照西方替中国写好的剧本发展。中国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走向民主，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因为中国更深入加入世界经济而逐渐放弃一党专政。相反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科技与军事能力远比三十年前强大，同时也有更强能力控制社会的威权国家。
我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外交政策最大的一厢情愿之一。而问题不只是西方看错了中国。更大的问题是，西方为这个错误判断付出的代价，往往由别人承担。
我把西方长期以来这种对中政策称为“绥靖政策”。我使用这个词并不是偶然的。“绥靖”（appeasement）在现代国际政治史上有非常沉重的历史含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面对希特勒不断扩张的野心，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选择的不是及早遏制，而是不断寻找妥协，希望以有限的退让满足希特勒，换取欧洲和平。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成为这套政策最著名、也最耻辱的象征之一。张伯伦回到英国后甚至宣称带回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不到一年，欧洲战争爆发。
后来带领英国抵抗纳粹德国的丘吉尔，正是张伯伦绥靖政策最尖锐的批判者之一。他对《慕尼黑协定》的批判，后来被浓缩成一句流传至今的警语：当你在战争与屈辱之间选择屈辱，最后得到的仍然可能是战争。这就是我在这里使用“绥靖”这个词的原因。
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我也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就是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或者任何与中国的妥协都等于1938年的慕尼黑。我要指出的是两者背后一个令人不安的共同逻辑：当一个扩张中的威权政权以威胁要求民主国家让步时，民主国家很容易说服自己，只要再退一步、再避免一次冲突、再满足对方一项要求，就可以换取和平。
我认为，过去数十年西方对中国政策中存在的，正是这种危险的心理。而且它比张伯伦时代的绥靖多了一层更乐观、也更一厢情愿的期待。西方不只相信让步可以避免冲突，还相信中国会因为经济发展而改变。换句话说，西方不只是告诉自己“今天退一步可以避免战争”，还告诉自己：“今天退一步没有关系，因为明天的中国会不一样。”历史已经给了这套期待足够长的验证时间。而在等待那个始终没有到来的“明天的中国”时，民主世界接受了多少“今天的中国”所提出的条件？
台湾、西藏和维吾尔，就是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当然，台湾、西藏与维吾尔的历史、法律地位和今天的政治处境并不相同。我不是说三者完全一样。我要问的是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人民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
加拿大面对魁北克独立运动时，并没有派军队威胁魁北克人民不得谈论独立。加拿大的宪政制度虽然不承认魁北克具有单方面脱离加拿大的权利，却接受一个重要的民主原则：如果一个清楚的独立问题得到清楚多数支持，就会产生进行政治谈判的义务。英国政府面对苏格兰独立运动也是如此。英国政府本身反对苏格兰独立，却与苏格兰政府达成协议，让苏格兰人民在2014年以公投决定是否离开联合王国。
这才是重点。民主并不要求加拿大政府支持魁北克独立，也不要求英国政府支持苏格兰独立。民主要求的是：你可以反对独立，但是你不能否定人民和平提出独立主张、公开辩论，并透过民主程序表达政治意志的权利。
但是到了中国，民主世界似乎接受了另外一套规则。北京说台湾问题首先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于是国际社会很少再追问：台湾人民自己的意愿呢？北京把西藏与维吾尔人的独立诉求称为“分裂主义”，西方民主国家即使批判中国政府在西藏和新疆的人权政策，却也长期不支持西藏与维吾尔人的独立诉求。
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民主世界至今没有充分回答的矛盾：为什么魁北克人和苏格兰人可以和平讨论要不要离开现有国家，而一旦面对中国，“领土完整”就如此轻易地凌驾于人民自决之上？这正是我所说的绥靖。而绥靖最危险之处，从来不只是向一个威权政权让步。它更深刻的危险，是让步久了以后，我们开始把原本荒谬的事情当成正常，把原本迫于威胁接受的安排称为“现状”，最后甚至要求受到威胁的人自己负责维持它。台湾今天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现状。
于是，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台湾的统独民调。政大选研中心另外一项进行了三十多年的长期调查，是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几十年下来，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大幅上升，“中国人”认同则大幅下降。因此，当我们同时观察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与统独态度时，至少应该警觉一件事：“我是谁”与“我是否愿意现在改变国家的正式定位”，本来就不是同一道问题。
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为台湾就是自己的国家，不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却同时因为战争以及国际政治风险而选择“维持现状”。这在逻辑上没有任何矛盾。所以我认为，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对“维持现状”作了过度简单的解读。我们一方面告诉台湾人民：如果改变现状，中国可能发动战争；如果被认为是台湾首先改变现状，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未必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再拿台湾人民选择“维持现状”的民调结果说：你看，台湾人民并不希望改变自己的国家地位。这公平吗？更重要的是，这真的测量到了台湾人民在没有外部威胁之下，对自己国家未来的自由意志吗？我认为没有。
所以我常常想做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有一天，北京正式宣布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如果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也明确告诉台湾人民：无论你们经由民主程序选择维持现在的国家定位、改变国号、制定新宪法，或者寻求完整的国际承认，都不会因此失去民主世界的支持——到了那一天，我们再问一次：统一、独立，还是维持现状？
答案会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能替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回答。这正是民主的意义。台湾的未来不应该由北京替台湾人民决定，不应该由华盛顿替台湾人民决定，当然也不应该由我替台湾人民决定。它应该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没有战争威胁、没有被国际社会遗弃的恐惧之下，自由作出选择。
但是，我不是站在台湾之外评论台湾命运的人。我生活在这里，也是这个民主社会的一员。我不能替两千三百万人回答，但是在这两千三百万人当中，我有一票。只有一票。两千三百万票中的一票。
而我的答案，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给过了。当时，我曾在网络上遇到中国民族主义者带着挑衅意味问我：“你六四之后逃跑了，有朝一日祖国武装统一台湾，你是不是又要跑了？”我的回答很简单：
不会。那时，我已战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