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低迷，商场空荡荡。图为2024年6月5日，人们在上海陆家嘴金融区的一家购物中心购物。(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接上文）消费与居民资产层的8个指标已讲完，下面谈“中国总体经济内需压力测试矩阵”的第二层，即货币与财政宏观调控层的8个指标。货币与财政宏观调控层，针对的是政策极限与分配总量盘。
9. IMF扩充口径财政赤字率
一般认为，适度财政赤字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直接拉动内需，但赤字率过高，会导致债务尾大不掉，造成“挤出效应（Crowding Out）”、“李嘉图等价假说（Ricardian Equivalence）”以及通胀预期等问题，压制民间消费。现在中共政府问题就是财政赤字率过高。
中共官方对外公布的赤字率，仅包含了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无法反映实质全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特别制定了一个新指标——扩充口径赤字率，核心逻辑是将原本隐藏在预算外的、实质由政府信用背书的流量全部“还原”，即一般公共预算赤字+政府性基金收支净赤字+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与特别国债（新增融资净额）+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新增净融资。
根据IMF《全球财政监测报告》（Fiscal Monitor）与《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可结合中共财政部与央行每月的社融及专项债、特别国债发行流量进行交叉测算），中国的IMF扩充口径赤字率，2025年约13.2%，2026年预估为14.3%。（不过，IMF预估2026年上升至14.3%的一个前提是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但GDP平减指数实际上已经转负为正了，因此该数值将下调，预计落在11.8%至12.5%区间，与2024～2025年基本持平或略有改善。）
中国2030年的IMF扩充口径财政赤字率及相关指标，本文分四线预测如下:
IMF扩充口径赤字率是相对接近真实状况的数据，2016年首次超过10%（为-10.2%），之后一直都10%以上，最高冲到15.8%（2020年）。此外，在2008年之前，IMF扩充口径赤字与官方名义赤字率之间仅有0.3%～1.5%左右的统计微调。但2009年四万亿计划后，地方融资平台（LGFV）野蛮生长，两者的鸿沟在2016年扩大到7%以上。从2015年和2025年的两轮超大规模“地方化债置换”可以看出，当局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高风险、隐蔽的城投债，大批量转移、打包到相对透明、法定的地方专项债、公债中。但是，第一轮“地方化债置换”几乎没有效果，地方债务疯长；第二轮效果，现在难说。
显然，中共政府的债务负担是非常沉重的。相对而言，官方赤字率显然在误导，自欺欺人（见下表）。
2020—2026年三口径中国财政赤字率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IMF扩充口径赤字率，对中共的政府债务依旧发生了严重的低估，因为在中共的宏观政策工具箱里，“政策性金融债”（类似国债）与“准财政信用工具”等实质上扮演了不需要报人大审批的“隐形财政”。实务中，央行通过PSL（抵押补充贷款）印钞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再以极低的利率、极长的期限批发给地方政府或指定国企。在法律形式上，这是央行给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但在经济实质上，这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中国变体。
如果将“三大政策性银行的新增净发债额度+央行向政策性银行注入的PSL净流量”作为“准财政修正参数”纳入计算，那么，2025年的IMF扩充口径赤字率将从13.2%跃升到15.8%～16.3%，2026年上半年估测为14.5%～15.2%（经平减指数转正修正）。中共债务的真实情况，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10.广义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扣除公共社会福利支出后）
这是一个衡量政府在剔除民生保障开支后，对基建、行政和一般公共服务、及逆周期调节等其它公共领域实际投入力度的宏观经济指标。其对消费的影响，呈现出弱拉动甚至挤出的特征。
广义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它涵盖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在内的全部政府财政支出总和，能全面反映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资金支配规模。
根据中共财政部发布的年度决算、预算报告，以及IMF的年度《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对广义支出（Augmented Expenditure）与民生社保支出的穿透核算，发现（见表1）：
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公共社会福利与就业支出增速，显著低于广义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扣除社会福利后）。也就是说，当2026年上半年民生支出增速腰斩至1.5%的极低水平时，供给侧注入仍维持在5.3%，导致大众部门的体感寒冷（消费与就业兜底力度减弱）而“新质生产力”产业的资金仍在持续滴灌，这直接解释了为何宏观产能充足（到过剩）与微观消费低迷同时并存。
而这种情况，早在2018年就发生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与金融去杠杆成为了历史分水岭，财政资金彻底与大众口袋脱钩，缺乏直接对居民端的转移支付（如直接发放消费券、大幅提高基础养老金等），导致“广义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扣除社会福利后）”越高，供给侧产能就越过剩，而微观终端需求修复就越困难。
表1：2018—2026中国广义财政总支出增速及其两个分类
如果回溯历史，2000年以来的中国广义财政总支出增速可分为三个阶段，这就看得更清楚了（见表2）。第一阶段，公共社会福利与就业支出增速比广义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扣除社会福利后）低0.8%，基本持平；第二阶段，房地产大爆发，财政用于棚改、拆迁补贴、扶贫等的资金大增，致使前者比后者高出5.6%；但是，2018年后者历史性反超，此后的第三阶段，后者比前者高出3.0%，供给侧全面压制民生面。
表2：中国广义财政总支出增速的三个阶段
对比“广义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扣除公共社会福利支出后）”与“广义社会保险与医疗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当前中共财政支出的“撕裂感”立即凸显。
2025年广义社会保险与医疗财政总支出约为13.9万亿元，占GDP比重10.5%；2026年上半年，比重已刚性爬升至11.2%。但是，广义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扣除公共社会福利支出后），却从2025年的4.1%，悬崖式跌落到1.5%。难道这两者不矛盾、数据没出错？
不矛盾，数据也不错，“占GDP比重上升”与“占财政比重下降”能同时成立。
广义社会保险与医疗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指标中分子（福利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刚性爬升”，分母（名义GDP）涨得快，所以占比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老百姓都觉得这笔负担极重。
既然民生福利支出的绝对值在大幅上涨，为什么它在财政总盘子里的比例反而下降了？是因为政府发债（广义财政分母）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民生福利的上涨速度。中央财政在2025、2026年靠前发力，连续发行了数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导致广义财政总支出（分母）被瞬间撑大，而且这些巨额资金严禁流向民生，全砸向了科技、芯片、制造业设备更新（供给侧），这就硬生生把民生福利在广义财政总支出的占比稀释了下去。
工厂在发债托举下打开马力，大众在GDP分配结构中捂紧口袋，这就是这两组数据同时成立、互为因果的宏观经济面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