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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刊出了一篇名为〈下次全球经济危机恐怕在中国〉（The Nex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ould Be Made in China）的文章，作者 Michael B. G. Froman是奥巴马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会长。
号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文章经常看到，问题是这篇并不是出于我们以为的那种鹰派学者之手。Froman本是自由贸易体制的信徒，但在这篇文章中，他几乎无法再假装中国违背经济学原理的问题不存在。文章副标题是：“过剩产能将如何终结”，而答案很简单：“世界吸收中国过剩产能的能力已逼近临界点，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陪葬”。
根据 Froman的说法，中国过剩的产能已经变成了全球总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因为“数学上就根本兜不拢”。中国的产能长太大了，已经大到超过世界的市场需求，北京却没有停手的意思。
过去，中国可以靠出口以全球经济两三倍的速度成长，是因为中国本身还没有这么巨大。时至今日，它已占全球约30%的工业产出，却仍然想用一个原本适用于追赶型中型经济体的出口模式继续成长。这就产生了一个很简单、甚至有点滑稽的数学问题：
如果中国什么都要做，而且每一项都要占据越来越大的全球市场，那最后到底谁有能力买这些产品？
不放不让，让穷国无路可走的“绝对优势经济”
在这里，Froman引用了经济学家黄亚生提出的概念，描述中国奉行的是“绝对优势经济”（absolute advantage economy）。与字面上看起来相反，这个词汇并非正面形容。过去经济学告诉我们，正常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像台湾、韩国当年那样，平均工资上涨之后，把低附加价值产业让出去，自己往上爬。
每个国家有资格拥有一些自己具备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经济项目，但中国现在的政治企图却是在“所有项目”都掌握相对优势，那就不再能称为相对优势，而是“绝对优势”了。现在，它的逻辑看起来像这样：
AI我要、电动车我要、半导体我要；衣服我要、家用品我要、廉价小商品我也要。
中国既要跟德国竞争汽车、也要跟美国竞争AI，同时还跟孟加拉竞争纺织品，再跟非洲最贫穷的国家竞争廉价日用品。
这个状况不能用单纯的“中国制造业很强”来解释。它似乎不愿意在全球分工中退出任何一层，也不愿意让出任何空间给后进国家。Froman认为这违反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的“比较优势”的基本逻辑，也违反历史先例。过去从没有一个国家在产业科技升级之后，还死抓着廉价商品制造不放。
但为何如此？
当“内卷”成了总体经济概念
Froman怀疑，中国试图保持“绝对优势”来自于习近平本身遂行掌控的政治目的，而实践方式是“内卷”。
我们平常讲“内卷”，很容易把它当成中国年轻人的文化词汇，大家拼命考试、拼命工作、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但 Froman描述的是工业内卷：
地方政府需要GDP与税收，于是补贴工厂；银行继续放贷，工厂扩张生产，导致供给过剩；不得不降价抢市占，因此利润下降甚至亏损，但地方政府又不能让工厂真的倒，于是继续补贴。
他认为，中国就像是“一台工业机器，不能停止、不能减速，但由于需求毕竟有极限，最终无路可走”。
如今，接近30%的中国工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而某些重点扶植产业甚至达34%。因此，真相显然不是“中国政府很坏，补贴企业来欺负外国人”那么简单，因为中国企业自己也被锁在这部疯狂机器里。
某方面来说，内卷本质上就是“无法允许失败”的系统，注定只能透过扩张维持自己。但问题是地球人口有限，“中国过剩的产能已经快要耗尽了买家”。
电动车的可笑案例
以电动车为例，中国目前有能力一年制造约5500万辆汽车，大约相当于全球9000万辆汽车市场的60%。其中，新能源车产能约2500万辆，而中国国内需求大约只有1200万辆。
更好笑──或者说更不好笑──的是，中国居然还在继续增加产能。
2022到2025年，德国对中国汽车出口下降66%，德国汽车业裁员规模已超过2008金融危机与疫情时期，福斯汽车考虑裁掉近六分之一员工。Froman引述 Daniel Rosen的形容──这是“德国版的《绝望者之歌》”，一个构成国族认同的产业正在瓦解。当牵涉庞大的工业聚落、工会、技术能力、出口收入、地方认同的产业即将死去，消费者剩余模型不再起作用。
欧盟因此正被迫走向它意识形态上最不想走的路，重新启动防御关税，与要求在地生产比例。Froman有一个判断几乎肯定是对的：当中国自己没打算给其他国家留退路的时候，当然也不可能假定世界会永远按照自由贸易教科书行动。
如果中国坚持在所有项目都保持相对优势，那么它最终将会得到政治经济学的复仇，透过那些被伤害了产业根基的国家国民手上的选票。
但 Froman也提问，既然中国是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它不透过比较合理的方式，譬如让本国人民消费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文章中的解释是，在中共的政治经济想像中，消费某种程度上是会把资源从国家工业能力抽走的“个人主义干扰”（individualistic distraction）。习近平自己也反复强调实体经济、制造业不可放弃。因此，自由贸易专家眼里所谓的“改革”，可能是缘木求鱼，因为这是在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一些它认为国家之所以强大的东西。
假设中国真的崩溃，骨牌会倒下
若外需真的因为绝对优势的横暴而断裂，Froman认为中国低利润的企业将大量倒闭，沿海制造业省份失业率暴涨，中国可能面对“比日本失落十年更糟”的经济危机，因为1991年的日本是以富裕国家的身份进入失落，而现在中国的人均所得（PPP）仍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口结构更差。
并且，他预测这份经济崩溃会外溢到大宗商品出口国，譬如澳洲、巴西、智利有25–40%出口销往中国，安哥拉、刚果、蒙古更高达45–90%。Froman没有提到台湾，但台湾近年对中依赖虽已逐步减少，但平均仍有25–31%出口销往中国（含香港），不会幸免于难。
在描述了这么恐怖的景象之后，意外的，Froman提出的解方，居然是“大家坐下来好好跟习近平讨论一下”。他提出某种类似1985 Plaza Accord2.0的方案，包括美国联合其他主要经济体，要求人民币逐步升值、中国削减产业补贴、改革户籍与社会安全网，各国则依中国改革进度调整自己的保护措施等等。
在 Froman心中，十年前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仍是人类和平理性的美丽愿景。但他似乎却没有思考过，“叫中国放弃中国特色路线”这件事情，为什么十多年来都没有成功，难道只是因为峰会点心不够好吃？
中国路线伤害最大的，其实是穷国翻身的机会
与此相较，6月同样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印度经济学者Shoumitro Chatterjee与Arvind Subramanian显得更务实一点。他们的研究同样印证了绝对优势理论，但不觉得中国短期内会崩溃，也不觉得跟中国谈判有什么用，纯粹就是用大量的数据跟图表，证实中国实际上在做的事情──爬上阶梯之后，把底下的人往死里踹。
这篇文章题为〈中国正在抽走身后的梯子〉（China Is Pulling Up the Ladder Behind It），其中第二作者 Arvind Subramanian特别值得注意，他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Chief Economic Adviser），基本上就是曾经负责建议印度总理整体经济战略的人。
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不是以第一世界国家的视角，而是以排队等待多年的后进国家的观点，看一个原本属于发展经济学的信仰，如何在中国的崛起之下破灭。
过去，发展经济学几乎有个半宗教性的共识，穷国现在虽然穷，但只要一开始投入劳力密集制造业，取得中等收入之后，就会转型至高科技。戏台下蹲久了就是你的。
毕竟，日本这样、韩国这样、台湾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印度与其他国家没理由不这样期待。但问题是，中国在拥有高科技产业之后，从未放弃劳力密集制造业的产能。于是问题来了，如果中国把低阶制造业也永远留住，其他发展中国家到底要怎么翻身？
这篇文章有着强烈的疑惑跟焦虑：“当年中国也是靠开放贸易体系崛起的，为什么现在轮到更穷的国家时，这条路却被堵住了？”而且，中共官方统计上，说自己的工资已经起飞了，人民过上好日子了，那为什么劳力密集的低阶制造业仍然在中国？
中共官方叙事最近十年有两个矛盾的方向同时存在，第一种叙事是“中国已经崛起”，毕竟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称中产阶级已扩大，还步入了高收入社会，消费更是升级。第二种叙事则是，“中国制造仍然超便宜”，工厂效率超高，出口竞争力超强，成本仍然很低。
Chatterjee与Subramanian的疑问就是，这两种叙事到底怎么同时成立的？怎么可能工资大幅上涨翻倍，但产品仍然比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孟加拉、柬埔寨、肯亚更便宜？作者尝试用各种模型予以解释，包含政府补贴、汇率干预，甚至连“中国刚好就是天生神力”这个假设都尝试过了，仍然找不到足以完美解释此一现象的单一原因。
抽走梯子的人终将坠落
两篇文章若放在一起看，立刻会变成优美但阴森的互文。〈中国正在抽走身后的梯子〉作者估算，中国光是在低技能产业的“超额”附加价值出口，在2022年就超过3,550亿美元，那些原本可能支撑其他较穷国家数千万个制造业工作。
如此一来，立刻产生 Froman〈下次全球经济危机恐怕在中国〉文章里的问题，中国不肯把产业空间让给比它穷的国家，因此阻断别国工业化；但如果那些国家无法工业化、提高所得，它们又更不可能成为足以吸收中国庞大产能的消费市场。
因此中国试图保持的绝对优势，正是悖论死路的开端。
我们都知道，当人还在梯子上时，试图往下抽走梯子会发生什么事。他会从高空掉下来，坠落到底部。问题大概就是，中国自称自己已经攀到云端、不在梯子上了，但廉价的低技能产业产能，却一直告诉我们，事实好像不全然是他们说的那样。
作者为SAVOIR｜影乐书年代志总编辑。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大众社会是一个负面的概念。他们相信，大众（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无知、庞杂、听不懂人话又好操控的集合体，称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决定的。大众社会带来了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如果显得低俗又堕落，是基于服务大众社会的目的，或者他们本身也就只是“乌合之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人士。然而，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乐、体育狂热、偶像崇拜、实况主、网络迷因之中，我们却还是能找到世界运转的规则，并洞见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烛火──为了这个原因，我研究大众文化，我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