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的提案人、共同提案人及法案联署人的七位美国联邦众议员、参议员。（明慧网）
美东时间9月28日晚，美国联邦参议院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了《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S.4009），没有一位参议员提出异议。法案用词为强摘器官，即外界通称的活摘器官。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共同提出，联署人里包括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希夫。克鲁兹和希夫在华盛顿是公认的政治冤家，两人在弹劾、选举和司法问题上针锋相对多年，这一次，他们的名字并列在同一份法案的提案人一栏。
法案的主体是制裁。总统须在法律生效后180天内向国会提交名单，列出参与强摘器官的责任人员，名单上的人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入境签证会被拒绝。法案对强摘器官的界定相当严格，凡以胁迫、绑架、欺诈、滥用权力或利用他人弱势地位摘取器官，都在制裁之列。
它离正式生效还有几步。参议院通过的是修正版本，与众议院在2025年5月口头表决通过的H.R.1540法案文本不同，两院需要协调文本达成一致，然后才能送到总统桌上。条文给行政部门留了空间，总统可以出于国家安全理由逐案豁免，制裁授权在5年后到期。此前在2024年，众议院曾全票通过一版H.R.4132法案，后来在参议院换届前没有下文而失效。
制裁可以豁免，也会到期，北京等得起。法案第4节要的是另一样东西。这一节要求国务院向国会提交详尽报告，回答几个具体问题：中国每年做多少例器官移植，自愿捐献者有多少，在中国医疗体系里拿到一颗器官要等多少天，以及按自愿捐献者的人数计算，这样的等待时间是否可能。
这几项读起来像统计表的栏目，放在一起就是一道算术题。移植用的器官绝大多数来自死者，能用的器官有多少，取决于有多少人在合适的条件下离世，又有多少家庭愿意捐献。在依靠自愿捐献的国家，病人通常要排队等上几个月甚至数年。等待时间越短，说明随时可用的备用器官越多，如果短到按天甚至按小时计算的程度，就必须解释这些器官从何而来。这道题不需要读者预先相信哪一方的立场，掌握基本的除法常识就够了。
同一节还要求列出过去10年美国政府资助过的、涉及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研究项目。国会把美国自己的研究经费也列进了核查范围，美国纳税人的钱如果流进过来源可疑的移植项目，报告里必须清晰注明。
法案本身的措辞相当克制。“调查结论”部分引用了国务院人权报告，写明公民社会组织持续关注有关报导，指控中共当局强迫宗教团体成员，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充当器官供体。条文也承认，美国政府包括情报系统至今没有对系统性强摘器官的指控做出正式评估，并在“国会意见”部分要求政府展开全面调查。它没有替任何人预先下结论，只把题目交给了有能力算出答案的专业部门。
一周，最长一个月
这道题里的数字，中国医院早年自己公布过。2006年前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属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援助中心”在网站英文页面上明确告诉海外患者，肾移植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可能只需一周，最长一个月。页面还公开写明，如果发现供体器官有异常，中心负责为病人另选供体，在一周内重新手术。器官出了问题可以在一周内换一个，这条写给外国病人的承诺，读起来像工业商品的退换货条款。
上海长征医院2006年的肝移植申请表上，平均等待时间赫然写着一周，最短只需4小时。而在那些年的美国，病人等待一颗匹配的肾脏，中位时间要以年计算。
这些等待时间后来成了核心证据。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在伦敦宣布裁决，法庭主席是曾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主导起诉米洛舍维奇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裁决列出的依据里，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医生和医院当年承诺的极短等待时间。法庭的结论是，强摘器官在中国已经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器官来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来源。法庭还认定，没有证据表明这套庞大的移植体系已被拆除，在器官来源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之前，这种做法应被视为仍在继续。
为什么是这个群体，裁决里有一段交代。法庭认定，自1999年起，中共把法轮功学员视为不配享有任何基本人权的人。那一年7月，以“真、善、忍”为核心理念的法轮功遭到全面镇压，此后大批学员被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酷刑和强制转化在多份独立调查中都有详细记录。一个被非法剥夺一切基本权利的人，在一个急需器官的庞大工业体系面前，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护屏障。
一个活下来的人
程佩明1965年生于黑龙江鸡西，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镇压开始后他先后5次被抓捕，2001年12月被判刑8年，关进大庆监狱。2004年11月16日晚上8点，狱方突然把他送进大庆第四医院，家属被告知他吞了刀片，情况危急必须手术，且手术死亡率高达八成。程佩明回忆自己当时神志十分清醒，从未吞食过任何异物，因此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随后6名警察将他强行按住，注射了麻醉剂。
他醒来已是三天后的11月19日。他的右脚被脚镣死死锁在病床上，胳膊上插着输液管，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左侧胸口留下了一道长达35厘米的深长手术疤痕。多年后逃抵美国，多位资深器官移植外科医生审阅了他的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影像，明确证实他的肝脏左叶第2段、第3段以及左肺下叶已经被切除。正常亚洲成年男性左右肝的体积比约为45比55，而他的肝脏比例变成了27比73。在胸外科医学解剖常识中，取出食道或消化道异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需要切除健康的肝叶与肺叶，现代医学影像彻底推翻了狱方抢救自残的说辞。
2006年3月2日，他在身体毫无异状的情况下，再次被秘密送往大庆龙南医院。医生摸了他的腹部后，再次宣布要进行手术。3月3日凌晨2点，负责看守的两名警员中有一人熟睡，另一人因他提出要上厕所而暂时打开了床头的脚镣，他抓住机会顺着医院安全楼梯成功脱险。令人震惊的是，公安部随后为这名未实施任何暴力行为的逃脱者签发了全国通缉令，并在全国范围内悬赏5万元缉拿。对于一名普通的服刑人员，动用国家级刑侦资源展开悬赏追捕，恰恰印证了活体证人逃脱所引发的恐慌。
此后多年，他隐姓埋名四处躲避，于2015年秘密逃离中国大陆，并在2020年获得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协助抵达美国。2024年7月，程佩明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的发布会上公开作证。他说，自己当年熟识的法轮功学员里有20多人被迫害致死，当年在狱中被关押的人曾立下生死约定，谁能活着走出去，就要把里面发生的事公之于世。他能侥幸站在这里，是因为2006年3月的一个凌晨，看守他的一名警察睡着了。
北京对这类指控的回应，多年来大致分为两层。一层是一概斥为境外敌对势力的谣言和抹黑，另一层是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第二层说法恰好让法案第4节的算术题无处回避。既然官方宣称所有器官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那么自愿捐献的人数、实际完成的移植例数、以及病人从入院到手术的等待天数，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必须符合统计学规律的公开数字。北京掌握着全国医院的全部原始病历与配型数据，答不答，怎么答，都会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记录。
这部法案还要经过众议院与白宫的法定程序，制裁名单的核定需要时间，豁免条款也可能缩小制裁范围。但第4节提出的质问已经白纸黑字写进了一份由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的法案。一旦法案最终签署成法，一颗器官在中国究竟需要等几天，它们到底来自哪里，美国国务院就必须依据调查数据给出结论。北京可以选择继续保持沉默，也可以继续狡辩称这是谣言。然而从今往后，关于那几个数字的沉默，都将永久留存在美国国会的官方档案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