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nliang Zhang章天亮/女谍背后有大瓜，搞定超级大网红
张婉莹被美国FBI指控接受中国政府人员指示，专程飞到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拍摄他的住宅、汽车和家人；后来准备从洛杉矶飞往中国时，在机场被FBI逮捕。
在她的刑事控告书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我觉得甚至可能比她监视赖清德儿子更重要。那就是她曾协助联络一位拥有1.3亿粉丝的超级网红访问中国。这件事之所以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是因为她在参与塑造几千万美国人对中共的认识，做了一件中共大外宣投入几十亿美元都无法做到的事。
一、张婉莹与1.3亿粉丝的神秘网红
FBI取得的微信纪录显示，2025年10月，也就是西雅图监视行动结束一个多月后，张婉莹与中国方面的联系并没有停止。10月22日至24日，她开始讨论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有一位超级网红准备访问中国，整个中国行大约七天，内容还在策划中，其中涉及上海，也可以有其他人参与。张婉莹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此前与她联系的中国政府人员，而且特别强调了一句话：“这个网红在YouTube上有1.3亿粉丝。”
对方马上追问上海的行程。张婉莹表示，如果“你们”有兴趣，她可以介绍双方认识。也就是说，同一个关系网络被用来寻找赖清德的儿子、拍摄他的住宅和汽车；又用来将中国政府联系人与一个拥有1.3亿粉丝的超级网红连接起来。前一种行为具有情报价值，后一种行动则具有巨大的传播价值。
如果把这件事放到最近几年中国对外传播的变化中，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北京似乎正在发现一个非常简单，却又非常重要的传播规律：中国政府自己告诉美国人“中国很好”，效果可能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一个美国年轻人本来就信任、每天都在看的超级网红到了中国，然后面对几千万观众说：“天哪，中国原来是这样的！”这种传播效果，可能比中国政府自己花几十亿美元搞外宣还要好。
二、从450亿元大外宣到“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把时间倒回2009年前后。当时中共启动了一轮非常庞大的“大外宣”扩张。有媒体报导，北京准备投入大约4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六十多亿美元，推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全面向海外扩张。新华社计划大幅增加海外分社，央视后来建立CGTN这样的国际传播体系，《中国日报》则进入西方报纸购买版面。中共官方媒体在华盛顿、纽约、伦敦等世界主要城市不断扩大存在。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时，这种传统大外宣达到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高潮。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制作了一部60秒的《中国国家形象片》，里面有姚明、杨利伟、郎朗、章子怡等几十位中国名人，然后把它放到纽约时代广场最醒目的电子萤幕上播放。六块大萤幕，从早上6点一直播放到凌晨2点，每小时15次，一天300次，连续四个星期，总共播放8400次。大家可以想像，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政府心目中最高级的国际传播：世界十字路口、纽约时代广场、六块巨型萤幕、几十位中国名人，一分钟的片子连续播放8400遍。
但是这里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美国人从时代广场走过去，看到这部片子的第一秒钟就知道：这是广告，是中国政府花钱让我看的。所以无论画面拍得多漂亮，无论姚明、郎朗、章子怡多有名，资讯到达观众大脑之前，就已经被自动打了折扣。习近平上台以后，提出了一个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说法，叫做“讲好中国故事”。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逐渐成为中共对外传播的核心口号。但是这里始终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谁来讲？如果还是新华社讲、《人民日报》讲、CGTN讲，那么摄影可以越来越漂亮，英语可以越来越流利，主持人可以越来越像CNN，但是美国观众仍然知道讲话的人是谁。在传播学里，这叫做 source credibility，也就是资讯来源本身的可信度。自己说自己好，本身就存在天然的可信度折损。真正的突破是什么？就是干脆把“中国政府”这个传播者从画面里拿掉。而中共找到的另一条破圈途径，可以说出现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案例。
三、IShowSpeed中国行：比官方宣传更有效的传播方式
2025年出现了一个几乎教科书式的案例，就是中国网民叫做“甲亢哥”的IShowSpeed。他本名Darren Watkins Jr.，是一位20岁的美国黑人超级网红，当时YouTube已经拥有三千多万订阅者。他从上海开始中国行，接着去了北京、成都、重庆、深圳、香港等地，一路拿着手机直播。他看上海外滩、爬长城、坐中国高铁，也在深圳看华为折叠手机、机器人和电动车。最经典的一幕，是他坐进比亚迪旗下的仰望U8。这辆SUV直接开进水里，还能漂浮行驶，Speed坐在车里整个人都疯了，不断惊叫。仅仅深圳那场大约六个小时的直播，后来在YouTube就获得接近900万次观看。其他中国直播也动辄数百万，甚至接近千万次观看。再经过YouTube Shorts、TikTok、Instagram，以及全球网友无数次剪辑，实际触及的人数当然远远超过原始直播。
这里最厉害的地方，不是Speed到底说了多少句“中国真棒”，而是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宣传员。他还是那个疯疯癫癫的Speed，会乱跑、会大叫、会和街上的人开玩笑，也会碰到各种完全不受控制的事情。在深圳，他习惯性地把身体从汽车天窗探出去，中国交警当场叫他下来，坐回车里。在成都，还有一位后来非常有名的中国大叔，穿着花衣服、拿着一只卤鹅，突然从人群里挤到Speed面前，结果被Speed的保镖Henry一把拖开。更加有趣的是，这位大叔后来居然一路追着Speed，从成都追到重庆，又在香港、深圳、长沙出现，不断给他送吃的。最后连Speed都认识他了，网友干脆叫他“Uncle”。这些事情根本不像剧本。恰恰因为不可预测，观众才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这是真的，我是在跟着Speed亲眼看中国。
当然，直播也会出现对中国形象不利的内容。Speed在成都时，一位年轻女子突然跑到他面前，说出针对黑人的严重种族歧视语言，让Speed非常吃惊。这种画面同样会被直播出去。所以我不认为应该简单地把Speed中国行说成一部由北京导演好的宣传片。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街头互动都是中国政府安排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即使存在这种完全不可控制的风险，中共官方仍然迅速发现，Speed中国行的整体传播效果极好。新华社、央视、中国外交系统纷纷讨论他的中国行，强调这种“未经剪辑”、“没有剧本”的直播，让海外年轻人看到一个与他们原本印象完全不同的中国。随后，中国方面开始出现更加制度化的海外网红交流项目。
2025年，有项目公开邀请35岁以下、在YouTube、TikTok、Instagram或X拥有至少30万粉丝的外国创作者，参加大约10天的中国之旅。行程安排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费用由项目承担。Channel NewsAsia等媒体当时就注意到，北京正在尝试透过全球网红，塑造一个更加年轻、现代，甚至更加“cool”的中国形象。这里的传播逻辑，跟2009年的大外宣已经完全不同。以前是中国政府告诉美国人“中国很好”。
现在则是：美国年轻人本来就喜欢的人来到中国，美国年轻人跟着他自己看。一个16岁的美国孩子，可能一辈子不会主动打开CGTN，不会读新华社英文版，也不会站在纽约时代广场研究一分钟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但是他愿意连续六个小时看Speed。Speed坐上中国高铁说“这么快”，几百万孩子跟着他一起看到。Speed看到重庆夜景，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观众跟着他一起惊讶。Speed坐进一辆中国电动车，开进水里疯狂大叫，几百万年轻人也跟着他一起大叫。观众最后产生的心理，不是“北京告诉我中国很先进”，而是：“这是我自己看到的。”这两种传播方式的说服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四、台湾网红与中国统战争议
这个模式对台湾可能更加重要。台湾和大陆语言相通、文化相近，一个台湾YouTuber到了上海、重庆、成都、新疆，拍出来的内容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可以直接进入台湾年轻人的手机。
过去几年，台湾不断出现相关争议。一些网红表示，有人愿意邀请他们去大陆旅游，提供住宿、交通和拍摄资源，希望他们制作有关大陆城市、生活和社会的内容。
2024年底，台湾网红八炯和一位很有意思的人合作制作了一部有关中国统战的纪录片。这个人就是台湾饶舌歌手陈柏源，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闽南狼”。陈柏源以前长期在大陆发展，曾经是大陆官方非常喜欢宣传的“爱国台湾青年”。疫情期间，他写过《全闽抗疫》，连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都公开称赞他的作品“传递正能量”。但是后来陈柏源转变立场，与八炯合作，把自己过去接触到的一些运作方式公开出来。按照他们纪录片中的说法，中国方面可以给台湾创作者提供资源、素材、采访机会和商业利益，同时希望创作者制作符合特定政治方向的内容。陈柏源声称，对口人员甚至曾经给他大量素材，希望他把相关内容写成歌曲，包括批评民进党的政治内容。八炯和陈柏源还公开了与大陆媒体相关人士的通话，里面谈到可以协助安排资源、介绍台办等问题。
五、从八个民主党派看中共的第三方背书策略
中共可能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懂得同一个传播规律：自己替自己说话，不如找一个站在自己外面的人替自己说话。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现在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所谓八个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盟。今天这些组织已经被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们不与共产党竞争执政权。
但是如果把时间往1949年以前推，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组织最初并不是共产党内部机构，而是真正存在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它们的来源也不完全相同，有知识分子组织、工商界力量、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也有海外华侨背景的政治团体。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八个民主党派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外围组织。但是到了国共内战后期，其中相当一部分越来越选择与共产党结盟。于是，它们就产生了一个共产党自己无法替代的政治价值：它们可以作为“共产党以外的人”，替共产党提供第三方背书。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强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所以我觉得，从八个民主党派到今天的外国网红，中间虽然隔了七八十年，而且两者在制度和法律性质上完全不同，但是传播学上存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共同规律：第一方自我宣传的可信度，永远低于第三方背书。而且第三方与共产党保持一定距离，本身就是他的价值。如果李济深直接加入共产党，他作为“国民党元老”的统战价值反而会下降。如果一个美国网红的YouTube主页直接写着“中国政府合作伙伴”，他对美国年轻人的传播价值，同样会大幅下降。
最理想的情况是什么？恰恰是这个人看起来完全独立，甚至最好以前对中国有偏见。他去了中国以后，突然告诉自己的观众：“我以前听到的很多东西，跟我亲眼看到的不一样。”这个传播效果是最强的。当然，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1940年代那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知道自己正在进行政治选择，也知道自己正在与共产党结盟。今天一个外国网红，却完全可能没有任何这样的政治意识。他可能只是觉得，有人请我去中国旅行，帮我订酒店，带我去长城、上海、重庆、深圳，安排我参观机器人公司、电动车公司，拍出来的流量又特别好，我为什么不去？甚至中国方面根本不需要告诉他说什么。过去需要你支持共产党，现在甚至不需要。你只需要把镜头打开。
六、从购买媒体到借用信任：中国大外宣的转变
所以，从2009年的450亿元“大外宣”，到2011年纽约时代广场连续播放8400次的国家形象片，再到习近平提出“讲好中国故事”，接着是IShowSpeed拿着手机直播上海、重庆和深圳，以及中国邀请国际网红访华、台湾网红统战争议，最后再回到张婉莹微信里那位拥有1.3亿订阅者的神秘YouTuber。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对外传播策略一次非常重要的进化。过去的大外宣是在购买媒体；今天更高级的办法，是借用别人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
过去的问题是，怎样让世界听到“中国说什么”。今天的问题则是，怎样让世界看到“自己信任的人在中国看到了什么”。而且这里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并不是这些网红展示的东西一定是假的。恰恰相反，中国高铁确实很快，重庆夜景确实漂亮，深圳电动车和无人机产业确实先进，上海也确实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最有效的宣传，从来不是把一百件假的东西硬说成真的。而是从一千件真实的事情里面，挑出最有利的那一百件，让镜头长时间对准它。另外九百件事情根本不进入画面，让你无法看到镜头之外中国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包括那些被活摘器官的人们。最后，观众产生的感觉甚至不是“有人说服了我”，而是：“这是我自己看到的。”
